不良所致。据考古人类学家利用人骨标本碳十三（13C测定获得的古人类食谱讯息，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仰韶居民，约占85.7％的人以粟类作物为食，只有14.3％的人肉食摄入量比较高⑥。元君庙遗址与此二地相近，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相类，可相借鉴，透露出当时人们的食物比较单调，营养是不足的。在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人骨鉴定中，还发现有的人因缺乏维生素D而患有佝偻病，一位中年男性，股骨中部变形，呈弓状，下肢成为O型腿，弯曲距达49毫米，而正常人应当为32毫米左右①。陕西渭南史家遗址还发现两例中年男性人骨，下颌骨患有骨性关节炎和骨质增生症状，可能因长期咬嚼粗食造成机体局部损伤②。至于繁重劳动造成的骨骼劳损，则更为多见。史家遗址有8个成年男性患有腰椎椎体呈骨桥病变或股骨形变弯曲。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些成年男性患有脊柱压缩性骨折合并增生性脊椎炎。华县元君庙遗址有一壮年男性人骨，几个腰椎呈楔状，关节面上下整体，属于长期劳损的标准压缩性骨折症状。姜寨二期遗址发现一壮年男性的二根肱骨因劳损造成中部瘤状隆起。青海柳湾遗址一中年男性人架，脊椎呈竹节样，乃类风湿性脊柱炎症状③；曲阜西夏侯遗址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右侧股骨和胫骨的膝关节面边缘骨质增生，生前患有较严重的慢性关节病。与此同时，史家和姜寨遗址还发现少数中青年女性患有腰椎长骨刺以及椎体劳损变形病例，但个例数远低于成年男性。似当时男女氏族成员间存在着社会分工的不同，妇女从事的力活可能稍轻于男子，适应妇女生理机能的潜意识多少起有约定俗成的作用。原始人的骨科病中，有一类是出于有意创残肢体的习俗造成。如半坡遗址发现一些死者的体骨缺指少趾，而墓坑填土或随葬陶器中有其断指割趾；姜寨遗址也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其右足的四节趾骨另盛于一陶罐内。有学者认为，当时可能有割断手指足趾祀神之俗，不仅施于生者，也施于死者④。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座男子双人合葬墓，其中一位青年腰椎明显左移，可能因外伤使脊髓马尾受侵，生前截瘫，另一位中年男子右下肢被割断①。这种创残肢体属于什么样的宗教观念及其性质所在，还有待探索。骨科病中又有一类属于机械性外伤，如见于姜寨遗址的病例，有眼眶缘被硬物削伤者，有腿股骨被刀砍伤者，有额骨被砸伤者，有肢骨骨折或粉碎性骨折者。其他遗址也有此等病例，一些外伤骨科病，颇能反映出当时医疗护理水平的高低。如下王岗遗址发现一些成年男女性人骨，其桡骨或小腿骨骨折后，因对位对线不好，造成畸形愈合，说明医疗处理还很落后，但元君庙遗址发现一具壮年女性人骨，右侧桡骨有陈旧性骨折，愈合情况良好。另一具壮年男性人骨，颅骨也有陈旧性骨折，钙化日久，说明伤者生前头部虽受重创，还是治愈得活。西夏侯遗址发现一成年男性，右侧肱骨折断后愈合。大墩子遗址也发现一壮年男性的右股骨骨折后又愈合②。可见当时各地的医疗处理水平并不一律。“三折肱知为良医”③，人类正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掌握并提高护理自身生理机能的能力。小儿病是直接威胁原始人类人口增长与否的一大痼疾。在各原始氏族共同体内，婴幼孩童的死亡比率互有高低，但总的来说都相当高，如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出土人骨469具，婴幼孩童为65具，占13.9％④；半坡聚落遗址254具人骨中有76具，占29.9％⑤；姜寨一期聚落遗址383具人骨中有238具，占62.1％。其他如元君庙遗址，幼童死亡比率为19.1％；崧泽遗址为15.4％；常州圩墩遗址为16.8％；邳县刘林遗址为12.6％⑥；邹县野店遗址为29.5％①；西夏侯遗址为33.3％。综合计之，幼童平均死亡比率高达30％以上。幼童早夭，固然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营养贫乏、疾疫流行、卫生保健欠缺等外界因素有关，但也应看到，当时幼童死亡比率高低常与同居民集团妇女平均寿命高低互成反比。如姜寨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约占女性人数的47.6％，其幼童死亡比率也就高达62.1％。半坡、元君庙、野店、西夏侯四组，女性死亡高峰延后在青年和壮年两期，幼童死亡比率也降到20～30％上下。北首岭、崧泽、圩墩、刘林四组，女性死亡高峰又推迟到壮中年或中年期，幼童死亡比率也就为百分之十几，可见同居民集团内妇女寿命的长短，常直接联带及子息存活率。当时成年女性寿命偏低，原因之一就是实行早婚早育。姜寨一期三墓区发现一座158号的一次葬土坑墓，葬着一位20岁的青年女子和一个6～7岁的孩童，或系母子合葬，可推算出母亲的育龄才不过14岁左右。同墓区M181一次葬土坑墓，为一位30岁女性和一个13～15岁孩童的台葬墓，母亲的育龄也才15岁左右。就是说，女子刚步入青年阶段就已过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从人体生理特点看，女子14、15岁月经初潮，直到21岁后才发育成熟②，过早的婚育只能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催促她们未老先衰。《内经》云：“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当时婚育年龄无知地过早提前，不仅使妇女的衰老期大大前移一二个年龄级，而且无形中已使人过30岁左右即为老年的人体生理学错觉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早婚早育既成了妇女的催命符，又导致子息先天不足，直接危及后辈的存活率。小儿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妇女疾病致死，有不少与孕育死亡相关。对每个生育女子来说，临盆时的难产和产后的细菌感染，在医疗保健水平十分低下的当时，也是最恐惧、最无可奈何、最性命交关的，一旦母亡，子息的生命火花也会随之熄灭。山东邳县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M152埋着一具中年妇女，骨盆中留有一个约七八个月的胎儿骨骼。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M55埋着一具成年女性人骨，两腿之间有一个头朝下的婴儿骨架①。当系难产母子双亡。崧泽遗址M85埋着一具中年妇女，头上方有一具二次葬胎儿骨架，可能是母亲因产褥细菌感染死亡，于是将先死小儿移来合葬。母子双亡不只限于母方孕产中，即使过了哺乳期，年龄稍大的孩童，在其失去母亲抚育照料后，也每每其命不永，崧泽遗址M84合葬一成年妇女和一个7岁左右孩童，或即属这类情况。姜寨二期墓地发现一座W263四人二次瓮棺墓，为一成年妇女和三个年龄分别为14、5、不足3岁的孩童，也表明了子息的存活率是与母亲的生死紧相关联的。 二夏商人对疾患的认识 （一）疾患类别和体态知识 相传为夏代禹、益所作的《山海经》，其实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大抵成书于战国时代，但书中保存了许多反映远古以及夏商以来的社会生活素材，这已为学界所公认。《山海经》中记有大量疾病名，如属之内科的，有瘕疾（寄生虫病）、蛊疾、■（指大腹）、腹痛、呕、■（气下泄）、心痛、火、寒、厥（逆气）、毒、垫（下湿病）、疟、风、忘（健忘）、惑、狂、厌（魇梦）、忧、■、痴、■（噎）等22种；属之外科的，有肿、疥、疠、瘦、拘缨（甲状腺肿大）、瘅、疣、疽、痈、■、■、痔衕、瘘、胕肿、腊（体皱）、■（皮起皱）、白癣、痤（皮上肿块）、皮张（浮肿）、骚（狐臭）、底（胝）等21种；属五官科的，有胸目、瞢、■、眯、聋、嗌痛等飞种；属妇科的有不字（不育）1种；属传染病的有疫疾、大疾2种。总共不下52种之多。《山海经》疾患定名，分类较乱，有的据病象，有的按病因，原则不清，方法不一，说明医学尚处于幼年时期①。与殷墟甲骨文反映的疾患种类名相比，后者要明了得多，一般是根据病理症状和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以确定所患何种疾患，有的疾病又有细分，显得较为进步些。因此《山海经》的医史材料，当包括有夏商以前人们对于各种疾患种类的病象病因辨识。商代人称疾病为疾，甲骨文疾字像一人卧倚版榻津津出虚汗状，以患者病态取意，即《说文》说的“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出于对病象认识的约定俗成。甲骨文云：贞其有疾，（《合集》13784）贞亡其疾，（《合集》13799）贞子弗疾。有疾。（《合集》410Z3）贞多妇亡疾。贞多臣亡疾。（《合集》22258）此等卜问子妇臣正的有疾、无疾、弗疾，疾字大多用为疾患的泛称。但涉及具体病症时，则一般都称作“疾某”，是当时人们对于病理症状、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的辨识，也是当时社会比较一致认同的疾患命名。甲骨文所见的疾患种类，大体有疾首、疾■（疑脑疾）、疾目、疾耳、耳鸣、疾自（鼻）、自惟出疾（感冒鼻塞）、疾口、疾舌、疾言、疾辞、疾■（疑口腔疾患）、疾齿、疾齿惟蛊、龋、疾■（疑嗽或面颊腮腺炎症）、疾■（颈脔）、疾身、疾胸、疾■（疑胁部痛疾）、疾■（疑腹疾）、腹不安、疾其惟蛊（疑肠道寄生虫病）、疾■（似疾在腰部或胃部）、疾伇（疑背疾，像手持殳捶人背）、疾时、疾肱、疾■（圈出病灶部位，疑■或髀疾）、疾足、疾疋（腿疾）、疾■（疑疾在股或臀部）、疾■（病灶似在膝部）、疾■（疑病在胫部）、疾止（趾疾）、疾骨、骨凡有疾、疾■（气候不调之流疫）、疾有梦、■（疟疾）等39种①。此外又有关涉孩童疾病生死，以及妇女孕产等妇科保健内容者。别辞有云：贞有疾年其死。（《合集》526）此“疾年”，当如《周礼·疾医》说的“四时皆有宿疾。”《墨子·兼爱下》有云：“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甲骨文“疾年其死”，殆亦指年内疠疫流行而死亡人众。它辞有云：“疾人惟父甲害”、“疾人惟父乙害”（分见《合集》2123、5480），疾人可能即指流疫之众患者，唯当时视此类疠疫乃已故先王降灾，与周代所谓“天降疾病”②的病患心理观，应有观念代变的差异。然则以上疾患种类，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可分属之内科、外科、口腔科、齿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显而易见，商代疾患的确定，是本之于体态特征的深入观察认识之上的。凡首、目、耳、鼻、口、舌、咽、齿、颈、胸、腹、股、手、肘、肱、足、胫、趾等人体各部位，当时均已有专词命名，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皆因之而定，识明医学已达到相当高度，较之《山海经》视那种因缺碘引起甲状腺肿大的所谓“拘缨”地方性疾病，当做某类土著人群的形貌特征，无疑进了一大步。商代系统化的体态知识，断非一朝一夕所能取得。事实上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已留意体态观察。据统计，全国至少有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有用不同质料、不同手法雕塑的各类体态的人像，其中有的年代早到距今7000年前，造型有人面、人头、半身、整身、立、坐、女像、男像和孕妇像等①。如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先民，不仅能雕塑不足10厘米的小人像，又能塑造比真人大3倍的大型女神像，或作站姿，或作盘膝跌坐形，颜面神态捕捉细腻，臂、手、腹、腿、足比例关系适当②。从这些原始人体造型艺术品，可以看出先民所掌握的体态知识。至商代，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更为丰富。历年各地出土的商代人像雕塑约80余件，造型有抱腿、抚膝、跪坐、箕踞、蹲居、半蹲半跪、立式、舞式、面像、头像、裸体式、有衣着式、有编辫的、有秃顶的、有神情倨傲的、有形态呆滞的，等等，制作手法熟练，非谙于对人体貌态的细微观察而莫能力，此在上章已有叙述。商代人们并没有拘泥于人体外表机体的了解，对内部组织结构也有探索。如甲骨文心字，活脱脱像心脏的轮廓形，骨字像骨架相支形，是其明证。1983年陕西清涧李家崖一处商代晚期城址，出土一块石雕骷髅体人像③，两颊瘦削，方形下颌，球状双眼，齿部暴露，体部刻有脊椎骨、肋骨和骨盆，生动勾勒出人体骨架结构的主要特征，可说是最早一件具有解剖学意义的成功作商代的体态知识积累，还反映于长度单位的确定方面。传殷墟出有商尺三把，一把是骨尺，长16.95厘米④，另二把是牙尺，分别长15.78和15.8厘米⑤。此长度相当于成人手一拃的距离。商代人的平均身高不详，但据史前人骨鉴定材料，陕西宝鸡组的男子平均身高为168.82厘米①，华县元君庙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为168.4厘米，临撞姜寨一期组为170.29厘米，姜寨二期组为 168.81厘米，山东大汶口组为172.26厘米，西夏侯组为171.3厘米，上海崧泽组为168.95厘米，河南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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