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下王岗组为162.5厘米（女性平均身高为157厘米），河南陈县庙底沟二期组为166.0厘米②。不难看出，原始人身高与现代中国人差不多，变化不大，其中山东史前人高长些，而如今也有“山东大汉”之称，商代人的身高当也在以上数据范围。古代有称成年男子为丈夫，《谷梁传·文公十二年》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人高一丈为10尺，以160～170厘米的实际身高标准计算，用的正是手一拃为1尺的商代长度单位。丰富而系统的人体体态组织结构知识的积累，促使商代以前人们已能够面对各种病症，据其病理反应症状和病发病灶部位，作出较为正确的病象病因辨识。 （二）病理观察和病变记录 在商代，不仅能根据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确定何种疾患，而且还能就病情的感觉反应，作出细分，观察其病理，分析其病症，关注其病变发展。甲骨文中所记疾患，大多具体而实在，如：贞妇好息惟出疾。（《合集》13633）妇好是武丁之妃，言其患在气息不畅。大概属于感冒鼻塞或呼吸道感染，比别辞言“疾鼻”更为明了。又如口腔疾患方面，有疾口、疾舌、疾言、疾辞、疾齿、疾齿惟蛊、龋等多种之分，明白而细微。据医史家指出，口腔科的急性冠周炎、脓性颌下炎、扁桃体周围脓肿、咽旁间隙感染舌疾患等，可引起言语困难、哑或构音障碍①，可见商代几种口腔疾患的细分是有医学知识的依据的。另外，商代牙病发病率较高，据体质人类学专家对1950～1953年殷墟和辉县两地商代中小墓出土人牙的鉴定，殷墟病牙数比率达30.43％，辉县达26.25％，意味着两地各有近三分之一的平民患有牙病。牙病的种类有牙周病、龋病和原因不明者等几类，其中牙周病以男性患者为多，龋病以女性为多。龋病罹患率，殷墟为3.58％，辉县为6.25％②。从总体看，商代社会与前节所论原始时期先民中牙病的高发率相比，已平均降低约28个百分点，唯患龋率仍大致同如史前黄淮流域下游东部地区，表明商代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食物结构都大有改善。商代人的各种牙病正与甲骨文所记各类牙病名相一致。如有云：“妇好龋”（《合集》13663），属之女性。有云：“王疾齿”（《合集》13643），据别辞有记商王武丁在洮地，不料齿疾发作，疼吟不已，卜间已故父王是否有闻③，则这位王的“疾齿”，似指突发性的牙床或牙神经痛之类的疾患。别辞又有“齿蛊”、“有疾齿惟蛊”④，可能指牙虫蠢蚀牙齿硬组织。表明当时对各类牙病有仔细观察。再如“疾耳”，另有辞云，“朕耳鸣”（《合集》22099），似记商王武丁因神经衰弱失眠引起的耳内嗡鸣，大概已意识到有不同的耳疾。一辞有云：“贞有疾肱以小■”（《合集》13679），末一字像一手抓摩状，疑搔之初字。《礼记·内则》云：“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郑注：“搔，摩也。”疾肱以小搔，或指胳膊疥块肿痒而施以轻搔。所记可谓细腻。对于各种周身不适的病患，亦每细察其病因和病理反应症状。如：己巳卜，贞有梦王，八月。（《合集》17446）可能指气候失调造成的浑身难受魇梦发汗。或读如沴，《庄子·大宗师》云：“阴阳之气有诊”，《汉书·五行志》云：“气相伤谓之沴。”似为病毒性流疫。甲骨文又恒见“骨凡有疾”一语，通指受风寒而起的骨性疾病。又有记“■亡孽”（《林》2·8·9）、“■亡孽”（《陈零》139），■通疟。《说文》云：“疟，寒热休作。”《玉篇》云：“疟，或寒或热病。”《黄帝内经·素问》云：“疟，先寒而后热者。”这两辞似可把最早的疟疾记载上推到商代武丁时期。然则当时已可分别诊断出不同性状的周身病患。此外，甲骨文还有寄生虫病症的记载，如：“疾其惟蛊”①、“有疾不蛊”（《合集》13796）。辞中的蛊当非上述“齿蛊”之类的牙虫，或即《说文》说的“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淫溺之所主也”，属于今医学上指的肠道寄生虫。比别辞言“疾腹”，更具体而微。武丁时甲骨文还有：“贞王腹不安，亡延”（《合集》5373），祖庚祖甲时甲骨文有记：“贞今日王其胀”（《安明》1383），一言王腹不适而怕其延缠不已，一言腹部气胀。感觉不同，病症有异，所记亦有辨别，可见当时识明医学已达到相当水平。甲骨文中有按疾患轻重而区分成小疾和大疾两类者，如：贞小疾，勿告于祖乙。（《合集》6120）贞妇好■大疾延艰死。（《合集》17391）小疾和大疾的区分标准，恐怕主要视其病是否延缠而招之后患，乃至死亡。当然小疾也可能病变而酿成大疾。举凡甲骨文言“有疾惟有害”、“疾身惟有害”、“疾骨惟有害”、“疾自（鼻）惟有害”、“疾舌惟有害”、“疾齿惟有害”、“疾耳惟有害”、“疾趾惟有害”等等，无不关注于小疾的病变恶化而可能会害及人体健康。一辞有云：“壬子卜，宾，贞辛亥王入自夕，王疾有梦，惟害”①，记商王武丁在上一日辛亥外出归来的当晚染疾做梦，第二天壬子日即行占卜，问病症会否有后患。别辞又有：“王疾，夕告小臣，若”（《合集》5583），言武丁在某次患病的当晚，立即召告小臣，问是否能安恙度过。均意味着对病变的恐惧。当时对疾患的延缠不愈最为担心，故有“王疾首亡延”，“妇好不延疾”、“妇如疾正不延”、“子疾不延”等等的贞卜。如“疾■”（《合集》13629），记眼疾犹如针刺：别辞有“有疾目其延。有疾目不延”（《合集》13620）的对贞，又有“戊戌卜，贞丁疾目，不丧明。其丧明。”（《合集》21037）还是害怕小小的眼疾延缠不愈会带来失明的后患。武丁时甲骨文有记疾病恶化而前后延拖50余天死亡者：戊贞。王占曰：兹鬼鬽。五旬又一（应是二之误）日庚申丧命。乙已卜，■，贞折亡疾。（《合集》13751）（癸巳）贞折其有疾。王占曰：■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合集》13752）■是商王室贵族成员，在他病魔缠身至死的52天前的戊（辰）日，商王为他作了占卜，言有鬼附其身。到25天后的癸巳日，商王发觉他病情不妙，恐怕逃得了丙日也躲不过庚日会死去。后果真在27天后的庚申日■一命鸣呼，其间在15天前的乙巳日又曾为他作过占卜。这可说是一份早期的病变病何记录，唯没有提及■患的是何种恶疾，单单以鬼魅的信仰观念判断其病。武丁时甲骨文又有一辞，兼记患者的病象病因，又记其为病魔折磨达半年以上而死者：■申卜，贞■骨凡有疾，旬又二日丁未，■允祸。百日又七旬又五日庚寅，■亦有疾。乙未夕■丙申乃死。（《合集》13753）■，患者名。“骨凡有疾”属于骨性疾病。据现代医学知识，这类病中能在短期内病变而致人于死地者，有骨恶性肿瘤，尚有化脓性骨髓炎，也会引起败血症致死；另外，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有可能导致风湿性心脏病并发症，对生命也极具威胁；前两种一般以死于黎明前为多，因人的生理机能在这段时间正处于一天的最低谷。■患的可能属于前两种骨性病，自出现病理反应病状后12天，病情发作过一次，175天后再度发作，并急剧恶化，就在其后5天的乙未拖延至丙申日之交的黎明时，终于被病魔夺却生命。这片甲骨文内容，可视为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而经日最长的骨性病变死亡记录，《周礼·天官·疾病》云：“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甲骨文虽属于卜辞，但关及病变症状的占辞或验辞，与“各书其所以”，性质有接近之点，两者当有渊源关系。下面想另申述一下有关妇女和小儿的疾患。夏商时期，妇女生命的主要威胁，仍是孕产死亡。甲骨文有云：“贞子母其毓，不死”（《合集》14125），毓为产子之形，杨树达先生说：“夫为妻占，故云子母”①，是问子母在生育时会否死去。又有：“贞靳丁人嘉，有疾”、“王午卜，鲁嘉。允嘉延死。”②嘉指生男孩，一言■丁人生下男孩后，却患上了疾病；一言鲁也是如此，后竟为病魔延缠身亡。妇产病包括有产后受风寒、产后大出血、细菌感染即产褥热引起败血症等，尤以后两种对产妇威胁是致命性的。孕育死亡常波及母子两代人性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一座母子合葬墓，小孩骨骼细小，置于大人膝后③。殷墟苗圃北地一墓，发现墓主两腿骨间有一婴幼头骨；王裕口西地一墓，女性墓主左侧也有一小儿骨架，头向与墓主一致，躯骨已腐朽①。大抵均为生育过程中发生的母子双亡事件。武丁时甲骨文有记：“五日丁卯，子由■，不死”（《合集》10406）。或谓嬎即■字，亦作娩，“生子二人俱出为娩”，指生双胞胎儿②，此辞大致讲子由临盆生子，所幸皆得度过生死难关。别辞有云：“贞妇好娩，不其嘉。王占曰：“■，不嘉，其嘉，不吉。于■若兹乃死。”（《合集》14001）记妇好临盆，商王武丁为之占卜，拿不准是生男还是生女，但总觉得不太安吉，结果产妇还算顺利无事，婴儿却死了。在此类场合，母子的生死总是连带在一起的。尽管商代以前人们已能根据掌握的人体体态知识，辨识众多疾患的病象病因，但其病理观察和病变记录，多半是作为占卜程式的一部分而述其所以，反映了当时对于疾病的延缠不愈和病情是否会恶变致死等后患的关注和恐惧，仍有其盲目的成分，这也是早期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必然现象。 ①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下颌骨化石》，《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第18卷 1期，1964年。 ②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③ 参见王慧芳，《原始人类的疾病》，《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 陈德珍、吴新智：《河南长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人类学学 报》4卷3期，1985年。 ⑤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⑥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115～120页。 ① 《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3期。 ② 《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427页。 ③ 颜訚：《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2期。 ④ 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2期。 ⑤ 韩康信、潘其风：《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2期。 ① 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1979年，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 年1期。 ② 见《考古学报》1985年4期。 ③ 见《考古学报》1980年3期。 ④ 见《史前研究》1984年2期。 ⑤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440页。 ⑥ 蔡莲珍、仇土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10期。 ① 《淅川下王岗》，426页。 ② 《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1期。 ③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附录一。 ④ 李健民：《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① 《淅川下王岗》，426页。 ②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③ 《左传·定公十三年》。 ④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⑤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⑥ 见《考古学报》1962年1期，1965年2期。 ①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内经·上古天真论》。 ① 中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 学报》1974年2期。 ① 参见徐南洲，《〈山海经〉与科技史》.《先秦民族史专集·民族论丛第二辑》， 1982年，191页。 ① 见《合集》13613～13923、24956～24959、34072～34076、40368～40382、40618 ～40639等片。 ② 《逸周书·祭公解》。 ① 参见曲石、孙倩：《我国新石器时代雕塑人像的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1期。 ② 杨泓：《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1期。 ③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④ 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 ⑤ 邱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① 以下数据不另注者，均见上节有关注文。 ② 韩康信、潘其风：《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① 周宗岐：《殷虚甲骨文中所见口腔疾患考》，《中华口腔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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