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有治义③，反映了对齿疾治疗的积极态度。《国语·楚语上》记武丁作书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又见《孟子·滕文公上》，乃《尚书·说命》逸篇的佚文。赵岐注云：“瞑眩，药攻人疾，先使瞑眩愦乱，乃得瘳愈也。”说的是如果服药后感觉不到头晕目眩的药物反应，病就好不了。可见商代人对药性药力的医疗俗信，是恪守不疑的。除药物外，人们还很早就发明了针砭及外科手术等疗法。《山海经·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注云：“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淮南子·说山训》云：“医之用针石”，高诱注云，“针石所抵，弹人痈痤，出其恶血。”《黄帝内经·素问》云：“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旧注：“砭石如玉，可以为鍼。”《说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盐铁论·申韩》云：“下鍼石而钻肌肤。”《汉书·艺文志》云：“箴石汤火所施”，颜师古注：“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凡箴石、鍼石、针石、砭石、石箴、砭针、砭、箴、鍼等，写法或称法不同，但均指同类性质的针疗器具，盖因取材不一之故。这种针疗器具，古代有以竹、骨、牙、石等为之者，金属发明后，或又以新材料制之。陕西临潼姜寨一期遗址，出有47枚磨制规整，圆扁修长而尖端细锐的骨针，有的可能即原始针疗器具①。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有骨针236枚，骨锥358枚②，数量很多，恐怕不会都是一般用品。山东诸城呈子遗址，一些墓葬内死者的手中握有骨针，又有骨锥同出③。大汶口遗址墓葬所见，一些死青往往只手或双手握獐牙或骨矛，有的獐牙尖经加工，刃部锋利，有烧痕。还同出骨锥、骨针、牙刀或牙镰之类，牙刀、牙镰是用猪獠牙制成，刃部锋利，端部尖锐。骨针或放在骨管中。如26号墓内一成年人，双手均握獐牙，同出骨锥3枚，牙镰4件，骨管1根，内放13枚无鼻骨针④。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都有数量不等的骨针、锥或其他质料的棒状、尖状器出土，容或有用于医疗者。针的形制不同，疗法也不一样。如所谓九针，有头大末锐的镵针，形如卵形的员针，锋如黍粟的银针，刃三隅的锋针，末如剑锋的铍针，员锐而中身微大的员利针，尖如蚊虻喙的毫针，锋利身薄的长针，尖挺锋微员的大针等。针对人体不同病症和不同部位，可施用不同的针，如锋针可发痼疾，铍针可取大脓，员针可按摩体表，员利针可取暴气，毫针可取痛痹，长针可取远痹⑤。有学者认为，考古发现的石卵、石刀、石镰、石棒、骨针、骨锥等等，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有兼用于医疗目的。如石卵，可火煨水热以温熨患处，近似员针的性质。石棒可用于叩击体表。有的则类似铍针、锋针，可用于切割痈脓、刺泻瘀血⑥。上举大汶口墓葬死者手中握的锋刃锐利的獐牙，尖端有烧痕，似当时在治痈出脓血的手术前，已有火烧消毒之举。尤其是众多的无鼻骨针，蓄之于特制骨管之中的事象，说明针砭医疗术，早在原始时期已成为社会的俗信之一。商代的针砭医疗器具，在各地遗址也时有发现。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曾出土砭石3件，均作拱背凹刃，尖端圆纯，长度在20厘米左右，形似镰刀，也称砭镰，可用于切破痈脓，排除瘀血。其中一件，出土时装在一只黑色朱彩的带盖扁长方体漆盒内①。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有一种长约13厘米，外表光滑的石棒，据说是用于叩击体表的砭针②。殷墟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人架背下，发现有两件骨锥，呈八字形放置，锥尖对人体，其中一件刺及胸椎骨③。骨锥刺破肌肤而深扎体内，似乎属于针刺治疗失败致死的病例。《盐铁论·轻重》有云：“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商代针砭术似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疗效还显得不太成熟，人们曾为此付出过惨痛代价。所谓“妄刺”，正可用来形容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事象。胡厚宣先生曾指出，甲骨文殷字写作■，本意像一人身腹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与针疗殷字有关的另一个■字，是指艾木灸疗；还有一个■字，是指按摩体腹④。可见，在商代，人们对于疾病的治疗，药物、针灸、按摩数者俱备。但针砭疗法，尚基本处在盲目信奉的摸索之中，作为深层次的经络学说还没有产生。不过屡屡的失败，并没有使人们因噎废食，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进取，也带来了成功的希望，后世中医学上的药物学和针灸医科的出色成就，正是在古往今来人们的前赴后继努力中形成的。然而，必须看到，自原始时期直至商代，医疗俗信的发展并没有导入与巫术信仰截然对峙的局面，有关医术中不可思议的认识局限，同样蒙有深深的神异色彩，以致与巫术长期相杂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墓葬，常发现医疗器具与龟甲同出，有的甲壳涂朱，内装数量不等的砂粒。江苏邳县刘林遗址，也发现龟甲内盛小石子①。同地的大墩子遗址，一些墓葬出土的龟甲，有的装着许多小石子，有的均是装骨针6枚②。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在几座墓葬发现的3副龟甲壳内，分别装有7、12、25枚骨锥。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该地区史前先民的“龟灵”观念③，同时也是巫医交合的行为状态和信仰系统在原始葬俗中的再现。下及商代，巫医交合仍十分兴盛，上述台西中商遗址，盒装医疗器具砭镰，与3块卜用牛胛骨同出一墓。甚至在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四块东汉时代描绘针砭治病的画像石中，手执砭针的医者犹被勾勒成一位人身鸟体的神巫④。很显然，自原始时期至夏商以来，尽管人们通过长期医疗实践所获得的许多可贵的合理性经验，已相继作为传统俗信而被继承和发扬，但认识的局限往往落后于理性的探索，况且人们还没有摆脱超自然势力的支配，因而复又使某些合理性经验蒙上了一定的神秘性，反而为巫医行为的施展提供了逆向发展条件。但是当时的传统俗信中的科学成分和经验概括，毕竟是主流所在，人们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制九针，以拯夭在”，面对迷信桎梏而表现出的主动性分辨和取舍，也是态度鲜明的。 ① 分见《合集》13697，13666、2521、13682。 ② 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81～187页。 ① 参见杨学政：《达巴教和东巴教比较研究》，《宗教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3～196页。 ① 参见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15～24贝。 ① 《尚书·吕刑》。 ① K.C. Chang：Art、Myth 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lty in Ancient Ch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②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20期，1936年。 ① 秋浦，《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41页。 ① 《国语·楚语下》。 ① 分见《合集》20364、20366、5650。 ② 分见《合集》5654、946、5658。 ③ 分见《合集》5662、34157。 ④ 《合集》21880、《续》1·2·4、《戬》25·11。 ⑤ 参见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图版20页。 ⑥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43、147～149页。 ① 参见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240页。 ① 赵璞珊：《〈山河经〉记载的药物、疾病和巫医》，《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 会科学院俞拊出版社，1986年，264～270页。 ② 徐南洲：《〈山海经〉与科技史》，《先秦民族史专集·民族论丛》第2辑，1982 年。 ③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④ 《考古学报》1984年1期、《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⑤ 《考古学报》1983年2期。 ⑥ 《考古学集刊》1984年4集。 ① 耿鉴庭、刘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193～196页。 ② 分见《合集》10349、13643。 ③ 《孟子·尽心上》：“易其田畴。”赵岐注：“易，治也。” ①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98页。 ② 《考古学集刊》1984年4集。 ③ 《考古学报》1980年3期。 ④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⑤ 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83年，18～19页。 ⑥ 马继兴、周世荣：《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文物）1978年11期。 ① 马继兴：《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文物》1979年6期。 ② 周世荣，《湖南石门县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2年3期。 ③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58页。 ④ 胡厚宣：《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4期。 ① 《考古学报》1965年2期。 ② 《考古学报》1964年2期。又《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③ 参见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刘敦愿：《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文物》197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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