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刊杂志，少数为某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一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古代社会生活原貌；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律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自50至70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诚如有学者所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①。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40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殷卜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活》（1941）等。另外，加藤常贤《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1940）、诸桥辙次《支那之家族制》（1941）、清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造》（1942）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祭祀制度等，并具一定的影响力。50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内藤戊申《殷人的生活》（1957）、仓林正次《飨宴之研究——仪礼篇》（1965）、泽田大多郎《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1966）、池田未利《古代中国的神与人间》（1967）、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1970）、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1970）、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1971）、藤野岩友《中国古代的坐法》（1972）、伊藤道治《殷代的宗教与社会》（1975）、深津胤房《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1975～1976）、字都宫清吉《（诗经）时代的社会》（1978）、松本雅明《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1979）、笠川直树《殷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1981）等。最近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已奈夫撰《中国古代的生活史》（1992），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育而各呈风彩。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董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1950）、高去寻《殷礼的含贝握贝》（1954）、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1957）、杨希枚《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1957）、曹德宣《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赵林《中国商周的婚姻、继承及世系结构》（1970）、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1976）、庄万寿《上古的食物》（1976）、贾士衡《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1980），等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后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1960）、《有关都市生活起源》（1962）、《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1973）等。另一位华裔学者周策纵则撰有《生子神话与古代中国医学》（1978）。美国吉德伟（David N.Keightley）撰有《中国商代的嫡嗣》（1975）等文。原苏联学者刘克甫（M. B. KproKos）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1967）。韩国赵振靖撰有《殷代的宗教信仰与祭祀》（1971）。新加坡威特（R. O. Whyte）写有《中国风俗之进化》（1978）。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国内建国后30年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因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大大落伍之感。自80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变革过去三极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坛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刊杂志还不时开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一种强调本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在过正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复兴社会生活史研究，应该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国情，应该正视和正确对待过去走过的历程，进行继往开来的反思，应该是对被扭曲的史学的拨正，这里，历史学家尤负有不容推卸的时代责任。当然，历史学家也面临着史识素质的完善、观念的调整充实和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多样化、社会化，且学养上也有个新陈代谢和哲智开启问题。一门学术史的创立，其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的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处理，有关理论的探讨自然十分必要。当前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内核部分，按各自的理解，加以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歧出的生动局面，这是可喜的。然而争论久峙，一时难以休止，也带来了“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何从谈起，其社会价值取向与学科功能发挥必然受限。学科建设和理论升华，需经得起具体实践检验，需在务实过程中提炼凝结。当今之要，在于静心契志多作基础研究工作，目标既定，成果的点滴累积总比满纸空论更能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模糊概念中内约生化易明，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受，不妨由此着手。总之，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创立，前景是乐观的，但学术耕耘的甘苦也是可以想见的。 二、要旨和体例概论。我们完成的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当初合夏商两代进行著述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原因之一，夏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中原及周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的，夏人在禹领率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初步建立夏王朝，中经13世16王的统治，至公元前17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又先后历17世3 1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900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如果说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史，那么现在也有类似的理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生活史同属于“新学问”。原因之二，历史学上好称“三代”，即以夏商周为一系，归为上古史系统。然夏商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上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周代则属于征服王朝，国家体制建立在分封殖民基础上，社会构成因政治剧变和外来因素的强力介入而大大加速了分化再组合进程，民族心性也因封闭地域的打破而大大有异于夏商两代。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现的社会生活节奏，夏商两代与周代之间，并非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周代则是量变质化时代。夏商两代在许多方面的共性，和与周代之间的异性，也是单以前者为卷的考虑出发点。原因之三，当今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进展而条件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在研究上有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每常同处于一个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较的后效。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决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锐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我们赞成有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良识，即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史，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住足于得到廉价的骄傲和肤浅的颂歌，沉迷于对昔日的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在以现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调整情绪的点染，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①。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消失的夏商社会，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助放眼中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有限的记载，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件。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自多，商代部分，过去学人每多论述，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作笔戏，或仅偏于某方，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弱环节应有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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