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侯、景芝、岗上等遗址墓葬大多为此种葬式①。山东临胸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墓葬也如此②。但也非截然，如刘林遗址墓向多作南北向，头北脚南③。三里河、东海峪遗址墓向则偏向西北④。呈子一期墓葬，头向也都对西方稍偏北，至二期墓葬，头向又改对东方稍偏南⑤。说明该地区原始先民的鬼魂“之幽”观念也是不雷同的。不过，各地遗址几乎都存在一些有异于当地常例的葬式，如俯身葬、屈肢葬、头向相左于群体墓等等，其中恐怕有特殊原因，与鬼魂的善恶信仰似不无关系。这可参考民族学调查资料，如云南拉枯族聚居的山寨，都有集体公墓地，族人崇拜祖灵，丧葬时要由长者用一种类似贞卜的方法，算定掩埋死者的日子、时间和测定方向，然后照预定埋之，“在掩埋的方法上，分死的好和死的不好两种，以此决定如何掩埋，若年老寿终，儿孙满堂，家境富足，所谓死的好，在掩埋时将死者的头向山峰，顺山势走向掩埋。若突然死亡，或年纪尚轻，或遗留下的孩子年龄还小，家境贫苦，掩埋时把死者和山势走向成垂直状”⑥。原始先民的葬式似也有“死的好和死的不好”之区分，如大汶口墓地133座墓葬，有4例葬式违背常制，其中一座死者头南向者，墓中无任何随葬品，另一座屈肢葬者，随葬品仅牙料一块，鹿角3块。刘林墓地一女性墓，其盆腔内有胎儿骨骼，对其采用了特殊的折头葬法。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墓地，一例不同于当地仰身直肢、头西脚东葬式的墓葬，死者侧身屈肢，据鉴定为中年女性，患有骨质增生疾病①。总之，灵魂的幽冥世界去向是先民采取何种葬制的要素，此种观念不同，墓向头向也不同，其地区性、群体性和族类特征是极为显明的，但因鬼魂又有善与恶死之分，故各地葬俗中又产生了出于亲近、崇敬或避忌、驱邪等观念形态上不同的死尸变宜处理法。承史前先民鬼魂“之幽”意识的多元性，夏商两代人们仍大体如之，且各具时代生活特色。《山海经·海内南经》有云：“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之所殆为传说中夏代鬼魂幽冥世界去所之一，在西南方，但在山西襄汾陶寺发现的龙山晚期墓地，千余座墓葬几乎都是一色的仰身直肢葬，头向则对东南方②。河南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约82％的墓圹呈南北向，头向南方，只有18％的墓为东西向，头向西方③。偃师二里头遗址历年发现的大量墓葬，绝大多数呈南北向，一般头向均对北方④。也有例外，如1973年春在八区发现一坑，人架作跪伏状，头向西，面朝下，葬式特殊⑤，乃阶级压迫制度下的强死者，殆虑其鬼魂上出作祟而使其面朝地下，恐怕还是出于“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⑥，反之亦然的社会宗教意识。商代葬俗也是形态多元，但群系组合或族氏家族组织墓区系列特征大大强化。如河南罗山天湖发现的一处息国贵族世代延袭的家族墓地，25座墓葬自北而南集中排列在长不过百米，宽近30米的狭长山坡上，时代早的墓位于北，愈晚愈南列，头向基本向北方，其中10座中型井槨墓分布在墓地中轴线上，显示出“父蹬子肩”的葬俗①。这种墓区组合系列，既保持了鬼魂信仰上的传统性，又突出了社会的崇祖意识和子孙观念，不过其族氏或家族组织内部存在的尊卑等级之分，在墓葬的位置、规模和随葬品多寡方面也相应得到贯彻。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发现大小38座墓葬，内21座有殉人，墓主头向大多朝东或稍偏南北②，也足以看出死者生前社会身分虽分属不同阶级或阶层，群系性的鬼魂“之幽”观念，却仍强烈维持着墓地葬俗的一致性。殷墟王邑发现的大小墓地不下几十处，有王陵区、贵族家族墓地、一般族氏组织墓地、普通平民或奴隶葬地等，葬制不一，墓向主要有南北向和东西向两种，头向以向北为主流，向东、向南次之，又有向西者，葬式有仰身直肢、俯身直肢、屈肢葬等。儿童一般用日用陶器为葬具，葬之居址左近，头向北和向东两者最多，向西、向南者较少。有一大可注意现象，凡集群之墓，尽管规格规模或葬品有何高低悬差，葬式葬制却大体一致③。这说明，殷墟王邑属于开放人口类型，信仰不单一，葬俗亦异，唯社会组织单位结构，仍各各维持了族氏、家族或血亲关系为内聚的大小社会生活单元的组织形式，故在王邑总体葬俗的多元形态中，又内蕴着单元性的群系组合系统。文献中或提到夏商间丧葬制度有所不同，如《礼记·檀弓上》言其殡尸云：“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言其丧事致祭云：“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注：大事谓丧事也），……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牲用白。”言葬具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注：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①），殷人棺槨。”言随葬器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礼器》有云：“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这些说法，有的似有一定依据，如言殷人“大事敛用日中”，今据甲骨文知商代一日两餐制，一在上午8点左右，一在下午4点左右，日中前后一整段时间正是其一天活动主要时区。再如言“殷人尚白，牲用白”，裘锡圭先生即指出，至少殷人崇尚白马，在甲骨文是有确证的②。又如言“殷人棺槨”，据1958—1961年殷墟发掘的302座墓统计，有葬具者194座，占64.2％，无葬具者24座，占8％，不明者84座，占27.8％；有葬具墓中，有两座为一槨一棺，或在槨上覆以白地黑线彩绘织物慢帐；有棺者185座，其腐朽色以白色、黑灰色居多，有的棺上又涂有硃砂或红、黄、黑三色或红、黑二色彩绘；有编席裹尸者6座，用圆木棍作“盖”者1座。是知“殷人棺槨”说大体可信。但有的说法恐得修正，如“有虞氏瓦棺”说，其实陶棺葬是原始时期和夏商时较为一贯的孩童葬俗。再如“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也未必确切，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即有用不能实用的明器代替实用器作随葬品③，夏代墓葬的随葬祭器大多为实用器，商代墓葬既有实用铜器、陶器，又有明器性质的铜器、铅器或陶器等等。据考古发现材料，殷墟墓葬中有的死者口中含贝或蝉形玉石琀，手中握贝或玉石制品①。西安老牛坡一商墓，死者口内也含有石琀碎片34块，墓内无其他随葬品，却有棺，似为普通平民墓。口中含玉，在史前东部地区比较流行，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墓葬死者口中已有玉琀发现。夏代中原地区比较鲜见，商代渐流行开来。口中含玉蝉，不知是否因蝉能蜕化更生，冀望于鬼魂的再生。另外，夏代平民和贵族的葬俗，一般都采用平地挖长方形竖穴的掩埋法，或又在墓底铺朱砂，木棺置之，二里头遗址多见，与文献言“夏后氏堲周”是不相符的。商代墓每多腰坑，内奠犬牲②，如1969～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带腰坑者为454座，约占48.3％。其有葬具者为710座，占到75.6％，墓室结构可分熟土二层台、生土二层台及无二层台三种。槨室作“井”字形，由厚木板叠砌而成，有的还以■头接合，内除置木棺外，或又隔出头箱、左右边箱，以放随葬器物，有的墓内还挖有壁龛或耳室。井槨式墓源起东方，大汶口墓葬已有之，用原木劈削加工，槨底、顶平铺，四壁卧叠，四角交叉咬合，俯视如“井”形。泗水尹家城龙山墓葬又有二槨一棺、一槨一棺者，木槨作榫卯结构，俯视有“井”形、“Ⅱ”形、“口”形三式。山东临胸朱封龙山遗址也发现一槨一棺和重槨一棺墓，前者槨呈“Ⅱ”形，内置木棺和边箱，内外均有红、黑、白、黄、绿等色彩绘；后者内外双槨都呈“井”形，其间出有一批非实用陶质明器。商代的井槨式墓显然带有传统东方葬俗因素，一般属于上层贵族墓葬，有的还设墓道，有一墓道、二墓道、四墓道者，随等级身分高次而异，二墓道墓大体为王妃、高级朝官或地方诸侯墓，四墓道墓主则为商王或方国君主，当然也有因时因地而不遵此制者。山东滕州前拿大商代贵族墓地，有的二墓道大墓，其上又有享堂或庙寝之类建筑。殷墟妇好墓似也有之。有的学者还推测，殷代墓葬已有坟塚①，唯尚不普遍。河南罗山天湖M41墓口就有坟塚封土的残存。丧葬之制乃是人们根据社会现实生活而对鬼魂幽冥间生活作出的安排，总与一定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墨子·节葬下》谓舜之葬，“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禹之葬，“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后之王公大人有丧者，“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幄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若送从，……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人。”用以视夏商以前等级制社会葬俗葬制的演衍，亦信然。 二祖先崇拜的祭祀制度 祖先崇拜是鬼魂信仰系统的运作机制的升华，人鬼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与崇拜者之间持有的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确立的基础；人鬼的善性和崇拜者相信其对本族或本家族集团成员具有降福和庇佑子孙后代的神秘力量，因而长期受到供奉及各类名状的祭祀，其神格也由鬼魂转化为固定的神示，这是祖先崇拜的重要特质。祖先崇拜的对象，并非泛指所有死者的鬼魂，其中贯彻着功利取舍的原则。《礼记·祭法》即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可见，能否受祀的祖先神，常据其在世时的品性作为而定，一般是强有力的有特殊贡献的头面人物，可得力崇拜对象。祖先崇拜的作用，主要是借纪念祖先的功绩以加强共同的血缘观念，巩固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生活集团的内部团结，明确人际之间的辈份关系，但在阶级社会，祖先崇拜的祭祀权又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维护等级制权威的借力①。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统治者常以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作为人们共同的远祖，用来突破族类差别上的融合障碍，人为制造人们在血缘上的某种联系，最大限度发挥这种祖先崇拜的政治作用和社会的凝聚不散，保持其政治联合体内各族氏、家族间的联系体系。《国语·鲁语上》有云：“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②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注：报，报德之祭也）；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列入国祀的所谓祖先神，显然分为几类：有虞氏和夏后氏禘祀的黄帝，及商族和周族禘祀的喾（原作商人禘舜，今据《祭法》乙正），乃是传说中的某氏族之强有力人物，只因出于王者的政治需要，而被据为超越氏族的远世共祖，视做始祖所自出的祖先，用《礼记·大传》的说法，是“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但实际上是与血统关系不相干的，另一类是受到郊、祖的祖先神，如有虞氏崇拜的尧和颛顼，夏后氏崇拜的鲧和颛顼，商人崇拜的冥和契，周人崇拜的稷，也本是传说中有功绩的氏族英雄神，分别被尊为虞夏商周各自的始祖，无非是借重祖先神的品性，提高统治者所在族的核心地位，诚如《祭法》孔疏所云：“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然这些始祖，也未必真有密切的血统关系可案。还有一类是受报祭的先公和称做宗的先王，如有虞氏崇拜的幕和舜，夏后氏崇拜的禹和杼，商人崇拜的上甲和汤，周人崇拜的高圉、大王和武王等，可以视做对虞夏商周本族备有其特殊贡献的历史上实际人物。旧说谓报是报德之祭，“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会宗”①，是知这类祖先神在世时的功绩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影响之深，唯此才是真正有血统关系的祖先，至少从文献所载夏商周三代世系以及地下出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以为证。上古祖先崇拜的祭祀权，实是最高统治者所在族对其他族进行精神羁縻的王权政治核心部分，而王者则是这一神权内核的起点，对下有种种限制，故《礼记·大传》又云：“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民不与焉”，一般贵族的祭祖，至多及于高祖以下，平民奴隶则被剥夺了祭祖权。因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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