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居于邑内中心位置，握有高度的统治权威，一般家族及其家室成员，按其等次高低或实力大小，居于邑内相应位置。值得注意者，这类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筑山城，在内蒙发现颇多，仅分布于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者就达43座，一般建于靠近河道的险峻山岗阳坡上，城墙随山势建造，城区平面不规整，有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有的筑有二道城，有的在临徒壁深壑一面不再另筑城墙。面积小者数千平方米，大者达10万平方米，城内石筑房屋基址也达600座以上，但多数城址的面积为1～2万平方米。这些城址通以成组出现，同组城址相距甚近，必有一、二座较大者，但组与组间则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间隔①。可以想见，成组的城址已形成方国林立的表象，大城当为方国邑所在，附近小城是为下属所辖小邑。据邑的规模大小和邑内居宅优劣差异，显然乃基于“立君利群”的政治安排，其以血缘或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族氏组织，大致保持了等级分群分片居住的形态。陕西境内的方国邑，城墙有土石结构者，既不同于北方的石城，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夯土城，如清涧李家崖发现的晚商城址，依地势起伏而筑其城，平面呈不规整长方形，南北临河，利用其百米崖壁为天然屏障，仅在东西两面筑城墙，城墙用一层石块，一层夯土，层层起筑，某些段面则一边用石块筑坡面，一边为层层夯土筑成。该城或以为是鬼方所在邑。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占地面积约6.7万平方米。邑内东、西两侧为墓地。主体建筑位于城中部，是一组外有围墙的庭院建筑，院内房子布局呈品字形，规模宏伟，面积达1000平方米，当属权贵宫室建筑。城内又分布着中小型夯上围墙房子和半地穴式住宅②。方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等级区别可见一斑。湖北黄肢盘龙城③，商代前期某方国邑，总体区划形态有异于上述诸城。（图8）仅依盘龙湖叉起伏多变的地形构筑起宫城，形制近方形，南北长约290、东西宽约260米，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四垣中部各有一门，外环壕沟。宫城内东北部是人工堆筑高地，上建3座平行排列、面朝正南的土台式宫室建筑。中间一座台高0.2米，面积39.8×12.3约490平方米，面阔四间，为一四阿重檐带回廊式建筑。（图9）南面13米处是一座不分室土台式建筑，面积27.5×4.5约为124平方米。两侧还有配殿。构成前堂后寝格局。宫前西侧地势低洼，原先可能是池沼景观。该宫城主要力保卫方国上层权贵宫室群体而筑，一般民室在此禁地内并无一席之地。但宫城周围104万平方米范围内，结合人地依存关系，作有全面规度。城东面湖岛被辟为上层贵族墓地，城南岗地为主要官方手工业作坊区，城西城北地带，分布着许多居民聚居点。各聚居点以其居宅、作坊、农田、墓地，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生活实体，同时又紧紧隶属于方国上层贵族统治集团，其大小实力和等级地位也有一定的差异，如宫城外东北的一处，居宅最为密集，墓葬中小型兼具，作坊内涵也甚丰，成为该方国邑中强有力的一支居民生活共同体。另外，各聚居点的居宅，既有小型土台式地面建筑，又有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圆形或方形穴居，显然居民生活共同体内阶级分化严重，也是维持了分级居住格局。目前所知最大的方国之邑，应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据说是蜀国早期都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220万平方米，略高于中原惬师商城。其东垣残长1000米，南垣1800米，西垣残长600米，北界临河，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饮四处台地，以及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祭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把坑①。显见城区规度重在“定其人神所居”，与中原王邑有明显的一致性。城内城外分布的居民聚居点，主要以居宅、玉石器作坊、制陶窑址和墓地为框架内涵，表明了族氏分片居住体系和方国经济功能所在。城区中部三星堆一带发现房屋基址10余座，（图10）可分甲、乙两组，甲组11座，乙组4座，有穿斗式或抬梁式样卯结构厅堂，面积达76平方米，又有面积20～30多平方米的带屏风式隔墙的地面木构建筑，还有面积在10余平方米的圆形、方形、长方形木骨泥墙小型建筑，室内施白膏泥地坪①。成组和分等次的房屋，已超出一般居宅的功能，当为方国上层贵族集团的宫室建筑群体。商代方国中心所在邑，有的并无城垣。如北距广汉三星堆古城约40公里的成都十二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又一方国贵族统治集团宫室建筑群体所在，面积约1.5万平方米。出土陶纺轮上文字，与所谓“巴蜀文字”不同，与殷墟甲骨文字系统相接近，还有甲骨占卜之俗，这里与中原地区应早有交往。宫室群是由形制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组合而成，（图11）主体建筑为一座面积达1248平方米的大型干兰式房屋，带有廊庑，基础以设地梁打槽栽桩，樟卯起架，木板铺地，编竹夹墙，茅茨敷顶②，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其北羊子山上又有大型祭台，台高10米以上，共三级，边长103米见方，土坯砌墙，内填土层层夯实，用土量约7万立方米③。若以一人一日起土1立方米计，需7万工日，以1千人劳作，要化70天筑成，且尚未计作土坯、运土、夯筑等所需工量。这支方国自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遗址，或说是“耑”国都邑所在④，亦未曾“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仅以居宅、大面积窑区、铸铜坊址、墓地构成邑内主体框架。从出土陶文看，与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出土铜器、石范等，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地方土著独特风格。在遗址中部一带，发现一段长39米、宽1.2米左右的路面，由卵石、陶片屡杂筑成，上复一层三合土硬面，路面两侧残存对称有序的立柱洞，属一长廊式通道，与西北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台地相连，很可能是宗庙祭把建筑群及祭社地①。遗址西北坡地，是当时龙窑和其他类型制陶窑址所在②。遗址南部有平民聚居地，与墓地相属，居宅是些半地穴式长方形棚屋，面积仅4～7平方米，室内有灶台，有的居宅间距5米左右③。近在遗址东约20公里的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的大型墓葬，出土青铜器480余件，内青铜锁有大小6秉，又有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墓中至少用了1位幼儿、1位未成年孩童和1位青年殉葬，墓主非方国君主莫属④。很可能这里即“耑”国的王陵所在。商代东土的方国君主，好营筑巨大陵墓，用大量人牲殉葬，以贵重马车作祭，极近殷人之风。如山东益都苏埠屯“亚醜”国墓地，先后发现大型墓两座，中型墓四座，小型墓四座，车马坑一座。其中一座四墓道大墓，墓室面积达157平方米，殉人达48个之多；另一座大墓的墓室四角各有人头一个，并放一戈一盾，像是充任禁卫的⑤。唯其都邑所在尚未得知。可庆幸者，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遗址的发现，提供了考察东部方国邑内涵的机会。该遗址既有居住遗迹，又有规度严整的大型贵族族氏墓地，附近二三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期许多遗迹，这里虽无城垣发现，但文化表象显示，可能是某一方国邑所在。尤其是墓地总体规划形态，构成了都邑布局和邑内社会生活实体居住分布的缩影。墓地中心位置以3座中字型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列，在其东、西两侧，分别布列两座甲字型大墓，其他一些中、小型墓葬，错落在大墓之间，等次严然。内一座中字型大墓，腰坑中殉人一，作跪状，二层台周围殉有多人，棺槨上放着两套车轭和零星马骨，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大量铜、玉、釉陶、石、骨、蚌、贝、松绿石等随葬器物，还有十分罕见的彩绘牌饰，墓上又有享堂或庙寝之类建筑①。墓主生前当为方国君主。两侧的甲字型墓可能是其配偶或臣属墓葬。大小有序的墓葬是现实世界的再现，表明了方国内部的等级秩序和阶级之分，至少间接揭示了方国邑内尊者居中，其下附之的居住区划形态。商代方国之邑，区划规度多形多姿，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但有两大共同表征，一是方国上层统治集团日常生活和发号施令的宫室，多以形制不一的建筑群体相组合，与贵族墓地及其祀神祭祖之所一起，各各占据了邑中显要位置；二是邑内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为许多个族氏共同体，以聚居形式分片分等级布列于邑内相应去处，各族氏组织的经济生活虽未必一致，却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由于其内部的阶级分化，居室的两分现象也十分明显。至于有城与无城，并不构成确定方国邑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四）诸侯臣属邑和其他邑聚 从考古遗址上直接确定商王朝的诸侯臣属邑，有时相当困难。异姓方国，也可能接受商王册封，以大邦商的“方伯”名义，成为一方藩屏。地处西北方的姬姓周国，其王昌即曾接受商王纣所赠“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①。商国四土范围或更远的周边地区发现的贵族墓葬，每伴出青铜钺礼器，墓主生前不是方国君主，就是当地地位极高的贵族和军事首领，礼钺常有得自商王的直接授与，成为大邦商国承认其握有某方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②。但从政治地域意义言，毕竟不能划归商国版图，至多属于商的与国。所谓诸侯臣属邑，一般布列在王畿区及周近地区，其邑贵显人物也可能接受商王赐与的礼钺，或出任为王朝重臣，与王朝之间有着实质性的政治经济从属关系和社会人际交往关系。如殷墟妇好墓出有青铜礼钺四件，甲骨文中有“好邑”，邑的性质当为这位王妇的出生族氏之邑或其领邑，无疑可定为诸侯臣属邑一类。再如河南信阳罗山蟒张天湖晚商以降墓地，22座商代墓自北而南集中排列在长不过百米，宽不过30米的狭长山坡上，其中10座中型井椁式贵族墓分布在墓地的中轴线上，维持着“父蹬子肩”的族氏或家族埋葬习俗，北端墓较早，南端墓较晚，其他一些小型土坑墓大致穿插在左右周围。有9座墓共出带“息”字徽识铜器26件，2座中型井椁墓还分别出青铜礼钺1件③。这里当为晚商息邑的公共墓地，墓地总体规度再现了息邑的等级秩序和族氏生活实体居住形态的缩影。值得注意者，1座出五套觚爵及青铜礼钺的高级权贵墓内，还有一件带“尹”字的铜撮箕，表明墓主生前身分似兼为商王朝“多尹”之一。甲骨文中有“妇息”，系商王武丁王妇，当也出自息邑。凡此可以推知息邑也为商国诸侯臣属邑。目前能考察诸侯臣属邑区划形态的实例，有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这里地近商国中心统治区范围，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以居宅、祭所、作坊、土田、墓地、族众、隶仆包括卫士等，构成邑内主要生活内涵。据历年发掘，在2000多平方米区域内，已发现房址16座，灶21个，水井6口，灰坑234个，墓葬166座①。该遗址早先为一般居址，约在中商时期沦为墓地，后遭水淹，至殷墟早期又辟为商的诸侯邑。墓葬出有铜钺5件，内有1件铁刃铜锁，还发现两秉分别长48和39厘米长的大玉戈。遗址北约18公里磁河南岸的藁城前西关，是一处殷墟中期重要遗址，两者有其连续性，后者出带有“守”字徽识的铜鼎、壶、爵，字亦见于殷墟第1001号王陵和武官大墓所出铜器上，此外小屯YH266墓陶罍文字有“妇妬守”②。可见，该诸侯邑与商王朝有长期至密的政治过从关系，其上层贵族成员有力商王重臣或贵妇。从台西遗址经济状况看，出上遗物反映的玉石、蚌、牙、竹木、漆器、纺织、制陶、冶铸、黄金、酿酒等工业生产相当发达，成为与农业生产相分立的经济单元。邑内的居民成分，大体为族氏共同体，但据公共墓地发现情况分析，有12座殉人，约占总墓数7.2％，有54座殉狗，占32.5％；凡同殉人狗墓，大多伴出铜、漆、玉器等大量随葬品，棺椁有朱漆黑彩者；但多数墓只有一二件陶器，甚或一无所有；是知邑内有权势极重的少数高层权贵，有一批中层贵族，更多的是中下层平民，包括手工业者以及地位卑下的奴隶。台西遗址的居址大多呈长方形，可分三类。最低一类是半地穴式简陋居室，面积4平方米上下，通为单室带灶坑，有的室内还挖有供储藏用的小窖穴，出有陶鬲、残石器之类，似为下层平民或隶仆所居。中间一类是地面式双室房屋，面积8平方米以上，居住空间略有增大，常采用墙体支承梁架构筑法，双室的布置，一般是一室内有灶坑和炊事小灶，并列的另一室内有储物窖穴，可能属于中层以上平民家庭所居。这两类居室都分布在邑内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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