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从修辞的技术上比较研究。第四，还有音节上的技术。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刻意去做，哪里有做不到的事？现在要研究的，还是难易问题。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我常说，“做白话文有个秘诀”，是“的么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则省，同一个原理。现在报章上一般的白话文，若叫我点窜，最少也把他的“的么了哩”删去一半。我们看《镜花缘》上君子国的人掉书包，满嘴“之乎者也”，谁不觉得头巾俗气，可厌可笑。如今做白话文的人，却是“新之乎者也”不离口，还不是一种变相的头巾气？做文尚且不可，何况拿来入诗？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说，是专就技术上研究白话诗难工易工的问题，并不是说白话诗没有价值。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现在有人努力去探辟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但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励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虑及。其实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就是在律诗里头，“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情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那最高超雄浑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若说是定要满纸“的么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两句改作“有一位老头子爬墙头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门口张望张望”，才算白话，老实说，我就不敢承教。若说我刚才所举出的那几联都算得白话，那么白话、文言，毕竟还有什么根本差别呢？老实讲一句，我们的白话、文言，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别，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话变为“的”；文言的“矣”，白话变为“了”；文言的“乎”、“哉”，白话变为“么”、“吗”；文言单用“因”字“为”字，白话总要“因为”两字连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话专用“所以”。“的”“了”“么”“吗”，固然是人人共晓，“之”“者”“矣”“乎”“哉”，何尝不也是人人共晓？《论语》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后人作文，若说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说“斯”字必不许用，又安有此理？“能饮一杯无”，古文应作，“能饮一杯乎”，白话应作“能饮一杯么”，其实“乎”“无”“么”三字原只是一字，不过口意微变，演成三体，用“乎”用“无”用“么”，尽听人绝对的自由选择，读者一样的尽人能解。近来有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着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中国文言白话的差别，只能拿现在英国通俗文，和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何况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就第二点论，读“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这两句话能够了解的人，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两句话，亦自会了解。质言之，读《水浒传》、《红楼梦》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读《论语》、《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论语》、《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红楼》亦哪里读得下去——这专就普通字句论。若书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种书各各都有难解处。又字句中仍有须特别注释的，四种书都有，——就第一点论，却是文言白话，各有各的特长。例如描写社会实状，委曲详尽，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传神之笔，白话最擅长，条约法律等条文，非文言不能简明正确；普通说理叙事之文，两者皆可，全视作者运用娴熟与否为工拙。我这段话自问总算极为持平，所以我觉得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标榜白话文的格律义法，还不是“桐城派第二”？这总由脱不了二千年来所谓“表章什么，罢黜什么”的劣根性，我们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张，是应采绝对自由主义，除了用艰僻古字，填砌陈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笔肤语，应该排斥外，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这是我对于文学上一般的意见。
专就讨论，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掳性灵，也是该相对的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
因为研究诗的技术方面，涉及目前一个切要问题，话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转向实质方面。我们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我的朋友蒋百里曾有一段话，说道：“中国的哲学，北派占优势，可是文学的势力，实在是南派较强。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怀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个厌世观，打动了多少人心，所以贾长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种模范。到后来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对于人生实在生活，成一种悲观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学’是死对头一般。”（《改造》第一号《谈外国文学之先决条件》）这段话真是透辟。我少年时亦曾有两句诗，说道：“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饮冰室诗稿》）我想，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根本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第二件，前人都说，诗到唐朝极盛，我说，诗到唐朝始衰。为什么呢？因为唐以诗取士，风气所趋，不管什么人都学诌几句，把诗的品格弄低了。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如今却好了，科举既废，社会对于旧派的词章家，带一种轻薄态度。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了。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人生观生大变化，往后做文学的人，一定不是从前那种消极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三种见解。
金、黄两先生的诗，能够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诗相合吗？还不能，但总算有几分相似了。我如今要把两先生所遭值的环境和他个人历史，简单叙述，再对于他的诗略下批评。（下略）
《丽韩十家文钞》序
韩之遗民金泽荣，最录其国先达之文之雅正者，命曰《丽韩九家文》，以贻其友王性淳。王氏复益以金氏所作为十家，家写一篇，而介张季直先生以请序于余。余常以为凡论诗文，非读全集，不能有所评骘。仅此十篇者，不足以见十家造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见彼都文运升降之迹益明矣。然吾读此而叹彼都固尝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蕴蓄所宗尚所诒播，盖可见也。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反是，则虽微社稷宗庙正朔服色，岂害为有国。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今岁欧洲大战，有胎祸之一国曰塞尔维亚者，世所共闻也。此国之亡，尝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复旧物，渐得列于附庸。今乃攘臂与世界一大名国战，而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彼独非世之鲜民也哉，而至竟若是。吾尝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学也至深厚，因文学而忆记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讴歌之，而似续之，不复其初焉而不止也。岂惟塞尔维亚，希腊也，意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夫生为今日之韩人者，宜若为宇宙间一奇零之夫，无复可以自效于国家与天壤，顾以吾所持论，则谓宇宙间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苟甘自奇零，则当世名国中奇零之人又岂鲜，独韩人也欤哉？然则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钞辑，于是乎非无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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