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着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启超夙不治此学，虽欲辛苦读之而不能也，顾深信言古乐未能逾先生书者。今国中沿海，西乐学者，既渐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诸吾国所固有，则舍先生奚以哉？所谓致用在数十年后者，其悬记决不虚矣。先生复郑小谷书，又言考声律时，购求陈旸《乐书》不得，可见寒士治学之难，难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过人远矣。癸亥三月二十五日。
陈兰甫《切韵考》
《东塾集》四《与赵子韶书》云：“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但恐有武断处，如段茂堂之于《说文》耳。仆为此甚辛苦，若有疏误，亦犹亭林先生之古韵，后人因而加密可耳。”读此可见先生着述之阅历甘苦。惟书中即据《广韵》为陆法言《切韵》，盖由《切韵》久佚，先生不获见也。光绪末，《切韵》残卷发见于敦煌石室，其本今有巴黎图书馆王静安影写印布。据称《广韵》部目及其次序，皆与陆韵不同，然则先生所谓此书以明陆氏之学者，其果为陆学与否，尚俟商榷也。吾于兹学未尝用力，不敢有所论列，记之以俟将来。癸亥三月。
陈子砺《胜朝粤东遗民录》
东莞陈子砺编修伯陶撰。子砺在晚清，仕至江苏提学使，鼎革后不复出，赁庑九龙，自号九龙真逸，书成于民国四年乙卯。胜朝指前明，子砺为清遗民，宣统犹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曰胜朝。晚明风节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粤节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谢山表章，诵芬不衰，而粤顾暗然，继今以往，且曶没矣，子砺悉心钩考于方志佚集中得二百九十余人，以县为次，自其行谊以至着述目录，靡不具载，搜采至博而断制至严，可谓良史矣。末附陈文忠、张文烈、陈忠愍三行状，忠愍状为独漉撰，文烈状为屈翁山撰，文忠状失撰人名氏，三状之辞，皆多为《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状尤瑰特，能传其人。癸亥腊不尽十日记。
吾二十六七年前，习与子砺游。见其人温温若无所试，于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学，未尝敬之也，不意其晚节皭然不滓如此。且尽力乡邦文献，岿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读此书，几失吾友矣。又识。
戴南山《孑遗录》
《孑遗录》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所志不遂而陷大戮，以子长蚕室校之，岂所谓九渊之下尚有天衢者耶？癸亥腊不尽十日。
《忆书》六卷
《焦理堂遗稿》，赵 叔跋而刻之，书中皆琐碎札记，内关于理堂本身传记资料者不少。其余关于当时社会风习，亦有可看者。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咏》
总集之选，贵有范围，否则既失诸泛滥，又失诸挂漏，《隋志》总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而已。《文心雕龙》亦入总集实不当也。然《文选》之于诗，去取殊不当人意。《新咏》为孝穆承梁简文意旨所编，目的在专提倡一种诗风，即所谓言情绮靡之作是也。其风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录古人之作，尤不免强彼以就我。虽然，能成一家言，欲观六代哀艳之作及其渊源所自，必于是焉。故虽漏略而不为病，且如魏武帝谢康乐诗一首不录，阮诗仅录二首，陶诗仅录一首，然而不能议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诸刻桷之匠，则楩楠豫章之合抱者无所用之也。故吾于此二选，宁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别而已。赵氏小宛堂本，据宋刻审校，汰其羼续积余重刻，更并雠诸本，附以札记，盖人间最善本矣。属当草韵文史辄点读一过，记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荆公选唐诗
兹选在初唐无王、杨、卢、骆，初盛之际，无陈射洪、张曲江，盛唐无李、杜及摩诘，中唐无韩、柳、元、白及东野，晚唐无长吉、义山、牧之、飞卿，而荆公自序言，欲知唐诗，观此已足者，谓欲知此诸家以外之唐诗耳。不选大家，亦选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荆公所创也。《全唐诗话》亦无李杜。然荆公别裁甚精，凡所选诸家，皆能尽撷其菁华，吾侪终以其不选大家，不得见其去取为憾耳。书在乾道间，倪跋已恫其沦没，清初宋牧仲得之，喜诧不自胜，委丘迩求重刻，今不及三百年，人间传本又稀如星凤矣。此为丘氏伟萧草堂初印精本，可宝也。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谷音》
《谷音》二卷，宋遗民杜本所辑，宋元间节士幽人之遗什也。《四库提要》着录，粤雅堂有刻本，盖据毛氏汲古阁本。兹编无毛跋，殆明人手钞在子晋前者，但讹误字不少。
此编诸诗皆气象俊伟，风遒道上，极可赏，各人小传亦大佳。
阮仲嘉《瀛舟笔谈》
《瀛舟笔谈》十二卷，仪征阮仲嘉亨所着，用以纪述其伯兄文达公元事业学术文章行谊家世交游者。文达于嘉庆四年抚浙，十二年奉代入觐，旋移督吾粤。其在浙也，于节署之后园，葺屋三楹，榜曰瀛舟，故仲嘉以名其书焉，其所记亦以文达去浙之年为断。卷一至卷三，记文达平海贼蔡牵事，卷一总叙始末，卷二卷三用日记体，颇多有益之史料。卷四卷五，记文达治浙其他政绩。卷六记文达先德及其夫人事。卷七记文达重要着作，及其与当时诸经师之交谊。卷八卷九卷十，记文达与师友倡和之诗，及当时文界杂事。卷十一录文达所着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十二记积古斋中金石。仲嘉以文达为之兄，又师事焦理堂，故其学富于常识，亦颇有别裁，此书实一种别体之年谱。以子弟记其父兄，故纤悉周备，惜所记有年限，文达在粤之遗闻逸事，吾侪所最欲知者，不可得见也。书中记其他掌故，亦多有关系，如顾亭林尝更名圭年，谢蕴山曾辑《史籍考》，（与毕秋帆似不相谋）谈阶平曾着《畴人传》，（文达似未见其书）皆他书所未见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榻上浏览，翌晨记之。
题《洪范疏证》
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东晋晚出伪古文公案，历宋明至清中叶，始完全解决。汉代今古文之争，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汉以来公认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编制之年代，亦次第发生疑问。最初为《金縢》，次则《尧典》、《禹贡》，皆在学者分别讨论中。《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子植此文始。刘君推定《洪范》为战国末年作品，其最强之证据，如“皇”字之用例，如“圣肃谋哲乂”五名之袭用《诗·小旻》，如“无偏无党”数语，墨子引作周诗，如东阳耕真之叶韵，与三百篇不相应，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亟宜公表之，以供学者之论难也。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启超记。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高句骊广开士好大王纪功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原文千八百字，在关内汉晋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见。若包含史料之丰富，则更无足与比者。晚清光宣以还，学者始稍稍重视而董理之，陆存斋、郑叔问、杨星吾、罗叔韫、刘翰怡诸君，各有校释或跋记，法人沙畹亲至碑下，实测其所在地及高宽度数等，于是此碑年代地点形制皆确定，异文之可读者亦什得八九矣。顾此碑所以为重于学术界者，在其史迹，而碑中所举山水城邑部族之名称逾百，实史迹之骨干，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与中外史传所记述名称之异同沿革，则尚论史迹无下手处，惜前贤举未暇及此也。门人永嘉刘节字子植，承其乡先辈孙氏父子、黄氏父子之学风，善能以核持博，在清华研究院两年，所业益大进，此篇则其今夏毕业成绩，得此而好大王碑之价值增重于畴昔者乃倍蓰矣。夫治史夙以明地理为难，而地理之在藩属四裔者为尤难——旧史所载，什九非由躬历，展转传述，已多影响讹谬，加以舌人重译，音变实繁，时代嬗移，异称踵出，其同地异名、同名异地者比比皆是，未经梳理，棼如乱丝，钩甲稽乙，动辄违迕，自昔读四裔史传者，未有不以此为大苦也。子植所持术，在应用近代学者所发明之音变原则，而以极忠实之态度，准据地望，融通诸史异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娄之递变为沃沮、夫租、夫馀、玄蒐乃至由沃沮递变为乌稽、渥集、窝集，又别变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语读之，若甚相远，然细按声变之则，持源以治其委，则其展转异名之由来，一一可指也。子植又善能发见大共名以适用之于专别名——如奄利为大水，其异称有淹、掩■、施掩、淹滞、盬、盐难、鸭绿等，后乃成为鸭绿一大江之专名。如忽本为城邑，其异称有忽、卒本、率宾、恤品乃至纥升骨、喙评等。通此一语，则本国旧传及东史所记载涉类此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罗极复杂棼乱之地理名称，使之若网在纲者，其操术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别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称高句骊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王险城者，并非今之平壤，如韩与 实为一族，《逸周书》注之寒秽，即碑文之韩秽，如 非靺鞨，东史所记汉魏晋间靺鞨强盛者，以碑文反证，皆乖事实，诸如此类，创见非一。自嘉定钱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补史，以碑正史之论，学者颇矻矻致力，然内地诸碑志，其碑主什九非历史上重要人物，其文虽偶有可补史阙，或是正史之讹误者，率皆末节，不足为轻重于学术界。晚近四裔碑版颇出，若吐蕃会盟，若阙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为一种族兴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较难，从事者卒少。子植之于此碑，虽未敢谓已尽发其秘，然循此涂以迈进，则金石证史之理想，庶着着可以实现矣。余既未专治此碑，于东史常识且极贫乏，愧不能有以补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讹。喜此篇之成，能为金石学界开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处跋之如右。戊辰孟秋新会梁启超。
跋程正伯《书舟词》
程垓正伯《书舟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着录，毛氏汲古阁有刻本，《四库全书》采之。杨升庵《词品》云：“程正伯，东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词名，独尤尚书以为正伯之文过于词。”毛子晋跋所刻《书舟词》亦云：“正伯与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苏作。”清代官书皆沿此说，故《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及词人姓氏，皆置诸北宋苏门四学士之间。《四库提要》以列《山谷词》后，《小山词》前，然《直斋书录》所序次，则后于稼轩，而先于白石，不以厕北宋作者之林也。朱氏《词综》同。余读正伯词，爱其俊宕，其中确有学苏而神似者。然通观全集，终觉不似北宋人语。又怪正伯既东坡戚畹，集中词逾百首，何以无一与元佑诸贤唱和之作，诸贤诗文词集亦无一及之？又王灼《碧鸡漫志》于北宋词人评骘殆遍，尤推重苏门诸子，何以亦无一语及正伯？又集中词题屡称临安，不称杭州，则诸词作于南宋无疑。
纵谓东坡中表幼弟可以南渡后尚生存，亦太牵强矣。记王文诰《苏诗总案》，于东坡母党诸程考证綦详，检之确无名垓字正伯者，于是益大疑。及细读本集卷首所载绍熙甲寅王称序云：“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今乡人有欲刻正伯歌词，求余书其首，余以此告之，且为言正伯方为当涂诸公以制举论荐，使正伯惟以词名世，岂不小哉……”玩其语气，是王称作序时正伯尚存，且甫被论荐，则正伯乃绍熙间人，上距东坡百余年矣。嗣偶翻《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见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一条，文云：“此卷不应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呼入省时所观，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耳。”案文，明是正伯携卷在临安逆旅中请题者，则正伯与尤延之、陆放翁同时，其决非东坡中表，益信而有征矣。词人姓氏及提要皆谓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锦江头”，“且是芙蓉城下水，还送归舟”等语，则为蜀人无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杨升庵喜造故实以炫博，偶见正伯与坡公母党同姓，遂信口指为中表，其述尤尚书语亦不过袭王序耳。后人以其以蜀人谈蜀事，遂不复置疑，不知为所欺也。子晋跋谓“其词多混苏作，今悉删正”。今据钞本吴文恪百家词校之，阕数悉同毛刻，所谓删正者又不知何指也？正伯不失为宋词一名家，其年代若错误，则尚论南北宋词风者滋迷惑，故不辞详辨之如右。
跋四卷本《稼轩词》
《文献通考》着录《稼轩词》四卷，《宋史·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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