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在前两章里已经分析了工业对于前三项国家生产力来源的影响，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将从事于说明工业对上述末一项生产力来源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所称作“工具力”（instrumentalpowers）的，在流行学派则称作“资本”。对于一种事物，用什么字眼来表示。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所选择的字眼，表示的必须始终是同一事物，不多也不少，尤其是关于科学研究，这一点更加重要。当讨论到问题的不同方面时，作出这样的区别就有了必要，现在流行学派使用“资本”这一名词时，指的不仅是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有精神和社会手段。但是当提到资本时，显然应该确切表明，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资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资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当应该作出这种区别而没有作出时，就势必会导致错误的推论，或起一种掩盖错误推论的作用。不过我们主要目的是在于暴露这种在不准确、不恰当命名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在于制造新名词，因此我们仍然采用了“资本”这个名词，但是对于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对于物质的、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资本之间，对于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间，将加以区别。
亚当·斯密用了资本这个笼统的名词，提出了下列论点，竭力反对保护贸易政策，他的门人也沿袭了这种论调至今未改。他说：“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保护）办法以后，的确可以使某类特种工业比没有这个办法时成立得快些，这类工业在若干时间以后也的确能够出产与国外同样便宜、甚至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虽然在这样情况下可以更快地使国家工业走向它以后会自动走向的方向，这决不是说，用了这样的方法，国家的工业或收入总量就可以有所增长。国家的工业只能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作相应的增长，国家的资本则只能依照从收人中逐渐得来的储蓄而增长。可是这些方法的直接后果是使国家的收入减少。既足以减少收入，就不能使资本，以及工业，比在任其自由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增长时增长得更快，这一点是确切不移的。”
这个学派的创立者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举述了我们已在前一章里所驳斥了的在苏格兰种植葡萄那个著名的例子。
他在著作的同一章里又说，国家的岁人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
上述论证，就是这个学派反对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根据。它承认通过保护措施能够把工业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出产同国外来的一样便宜或者甚至更加便宜的工业品；但它认为这类措施的直接后果是减低国家收入，即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是从国民每年收入中得来的储蓄形成的；然而，国民工业总量是决定于资本总量的，前者是只能随着后者而相应地增长的。得出的结论是，通过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一类工业，如果让它循着自由的进程前进，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这类措施是足以削弱工业的。
我们反驳这种推论时首先要指出，亚当·斯密使用资本这个字眼时，他所持的观念只是那些收租的人或商人在簿记及贷借对照表上对资本所必然要抱有的那种观念，就是把资本作为与由资本产生的收入有所区别的那种交换价值综合量。
他忘记了他自己给资本下定义时，也曾把生产者的身心力量包括在这个名词的涵义之内。
他误认为足以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物质资本的总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却有着数不清的证据，说明这些收入主要决定于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力联合所实现的完善程度），说明保护政策虽然需要有一个时期的物质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力量上，在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上，却可以得到百倍的补偿，所以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再生产支出。
他忘记了，使整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组使用的天然力量转变成为物质资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纯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说，有着许多搁呆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工业才能使之加速地活跃起来。关于工业对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对国家的文化和力量、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持以及对于由此而未的取得物质财富的能力这些方面的影响，他都没有考虑到。
他没有体会到，通过殖民地开拓，英国取得了多大数量的资本（据马丁估计这一项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
他在别的场合虽然那样清楚他说明，使用在中间商业中的资本，只要是没有与任何某一国家的土地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就不能认为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在这里他却没有考虑到，这种资本由于有利于国家的国内工业，是极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化的。
他没有考虑到，通过促进本国工业的政策，就可以把大量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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