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业、矿山及渔场539
2.工业259．5
798．5
从以上估计可以看出：
1.英国在农业方面土地的价值占全国资产总值的四十三分之二十六，超出投放于工商业的资本总值的十一倍。
2.英国投放于农业的资本占全国资本总值四分之三以上。
3．英国固定资产的总值，即
土地等等2，604
城市房屋及工业建筑物605
运河及铁路118
3，327
4.英国工商业资本，包括船舶，不过241．5百万镑，占全国财富十八分之一。
5．英国农业资本总值3，311百万镑，所产生的总收入是539百万镑，的合百分之十六；而工商业资本218百万镑的年产总值却达到259．5百万镑，达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凭了218百万镑的工业资本获得了259．5百万镑的每年产值这一事实，是为什么英国农业资本能够达到3，311百万镑这样大的数额，从而获得每年产值539百万镑的主要原因。农业资本总值内绝大部分是土地和家畜总值。工业使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对大规模的国外贸易、大规模的航运事业以及许多殖民地的取得和开发，提供了使之实现的手段，从而使生活资料与原料的需求有了等比例的增长，使农业经营者同时得到了满足这种增长了的需求的手段和动机，使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有了提高，由此又使地租的数额与售价以及土地本身的售价有了按比例的增长。假使这一项218百万镑的工商业资本一旦被完全毁灭，那时就不难想象，不但259．5百万镑的工业产值将化为乌有，而且那3311百万镑的农业资本以及539百万镑的农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也将不复存在。那时英国在生产上所损失的将不仅是工业产值259．5百万镑，土地价值也将低落到与波兰相等，即现有价值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增长，而这是从有节奏的分工与国家力量的巩固的联合得来的，也是从国外贸易、从处于国家支配下的那些精神力量与自然力量进一步有利的使用得来的。
关于运输工具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同样的因果关系。由此不但使运输事业本身有了收入，从而收回了在这方面所支出的资本，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地产价值，在相当时间内，可以提高到创建运输事业时所使用的实际物质资本价值的十倍。运输工具的改进使农业经营者获得极大利益，而农业经营者所处的地位与运输事业的承担者对照时却要有利得多，他对于所投资本，可以有充分把握获得那提高了十倍的利得，不必有任何牺牲，而运输事业的承办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资本倾注在这个事业上。农业经营者的地位与新工业的建立者相对照时，有利的情况也相类。
工业对于农业生产、对于地租、从而对于地产价值的这种影响既然这样深切，对于一切与农业利益有关的各方既然这样有利，那么有人说保护政策只是有利于工业者而以农业经营者为牺牲的这种说法，又怎样能成立呢？
农业经营者以及所有其他个人的物质幸福主要决定于一点，即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要超过他们所消费的价值，对于农业经营者有切身利害的，主要是各种农产品是否有广大需求，是否有很高的交换价值，至于工业品价格是否低廉，对他并不是一个怎样重要的问题。假使通过保护措施的作用，市场情况有了改进，使农业经营者出售他自己的产品时可以获得较大利益，他在这方面的所得，超过了他需要的那些工业品价格提高以后的所失，那就不能把他说成是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势下受到了牺牲。凡是自己能够建立工业的那些国家，这样的情势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本国工业成立的初期，情况更为明显；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转移到工业的资本，大部分用于住宅和厂房的建造、水力的应用等等方面的支出，主要有利的就是农业经营者。在建立工业的初期，农产品销路扩大，价值提高，抵销了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不利情况而有余。但是农业经营者在这个时期所享受的利益无论怎样广泛，他在以后的有利情况必然还要继续进展，因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所能获得的价格必然逐渐趋涨，而工业品价格必然渐渐降低。
还有一层，农业经营者和地主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有赖于他们取得收入的那个手段、即土地的价值状况，地产价值至少要能维持原状。这一点不但是他们事业发展的，而且往往是他们整个经济生活的主要条件。例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农业经营者一年的生产是超过他的消费的，但是他却感到已沦于破产地位。如果他对地产还负有银钱债务，而一般信用市场情况并不安定，如果一方面货币资本求过于供，而另一方面地产却供过于求，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普通发生货币贷款要求收回而地产则急于求售的情况，结果地产价值一落千丈，使许多最积极勤俭而富于进取精神的农业经营者陷于破产境地。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消费超过了生产，而是由于在他们手里的那个生产手段、即地产，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下，失去了大部分价值，从而使他们的信用受到破坏；地产价值既普遍低落，以地产为抵押的货币负债数额与他们所有财产的货币价值，即不能保持原有比例关系。近五十年来，这样的恐慌在德国和美国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有许多德国贵族就这样丧失了他们的财产或地产；但是他们却没有明白，使他们受到这种遭遇的，实在就是他们所认为居心那样善良的好朋友、英国保守党所采取的政策。但是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农业经营者和地主所处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土地生产力和农产品价格都有了提高，农民所获得的不仅是生产价值超过消费价值的数额，地主所获得的也不仅是每年地租的增长，还有地租增长所体现的资本额。他的财产价值提高了一两倍，这并不是由于他增加了劳动强度，作了进一步的节约或田地有了更大的改进，而是由于工业建立以后对于他的财产价值发生了影响。这就使他有了进一步发挥身心力量、改良土地、增加牲畜头数的手段和誘因，他虽然在消费方面有所增加，仍有更多的节余。他的地产价值提高以后，信用就有了提高，从而实行改进时取得所需要的物质资本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亚当·斯密对于地产交换价值的这类情况保持沉默，不加闻问。萨依却不是这样，他表示了意见，他认为土地的交换价值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无论价值是高是低，土地总是同样地适合生产的。这位作家，在他的德文翻译者们的心目中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权威者，而在他作品里对于国家繁荣具有这样深切关系的一个问题，却抱着这样错误的见解，真是一件憾事。我们的主张却相反，认为必须肯定，土地价值的高低是测验国家繁荣程度的最可靠标准，这方面的波动和恐慌，应当认为是能够降临到一个国家的、毁灭性最大的灾害之一。
这个学派所以会陷入这样的错误见解，也是由于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一意偏袒，它是希望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能够深入人心的。有些纯农业国家同富强的工商业国家有着无拘无束的商业往来，而在地产价值与价格方面波动与恐慌发生得最剧烈的，也就是处于这样地位的一些国家。
固然，国外贸易也能使地租及地产价值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情况，同本国工业的建立、工业生产有规律的不断增长以及国内工业品对国内农产品的交换相对照时，前者的那种不确定、不均衡、不能持久的情况是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的。
当农业国家还有着大量未经开垦或耕作粗放的土地，它所产的主要农作物在富强的工业国家里有稳定的销路，可以换得工业品，这类农作物在运输方面也没有问题，农作物的需求又能逐年有所增长，增长的程度大致与农业国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双方的贸易关系也没有被战争或国外关税制度所阻断——只有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国外贸易对地租与地产交换价值的增长才会发生强大影响。但是这一系列的情况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了变化，或中止发生作用，国外贸易就会成为国家经济停滞的起因，不仅如此，还往往会造成国家经济重大的、长期的退化现象。
国外的需求是变化无常的，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具有最有害的影响，如果由于战争、农产歉收、来自别的地区的输入的减退，或由于任何其他情况或变故，工业国家对于生活必需品或原料或上述的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需求有了增长；然后由于和平恢复、农产丰收、从别的地区输入增加，或由于政治措施，这种需求却又大部分不复存在。如果上述需求增进的持续期比较短促，农业国家也许会由此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如果持绩期长达好多年，则这时国家的一切情况与一切私人组织的消费规模，已经与这个需求相调和配合，生产者对于某种标准的消费已经习惯；关于某些原来认为是奢侈的享受，现在对他说来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事物。他的农业收益与地产价值已有所增长，他凭了这一点，改善了耕种与房屋设备，添置了许多东西，如果地产价值没有提高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土地的买卖与租赁以及贷款，都是在地祖和地产价值提高了的标准上成立的。再说，个人的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国家本身的开支也就必然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一旦突然中止以后，生产与消费之间、降低了的地产价值与并未降低的货币贷款之间、根据租约应付的货币地租与租地上的货币产额之间、以及国家的收人与支出之间都会失去平衡，由于这一系列的不平衡状态，就发生了国家在经济、政治、精神各方面的破产、窘迫、沮丧、退化等等现象。在这样情势下的农业繁荣，它的作用就象鸦片或烈性饮料一样，只能引起一时的兴奋，结果将终生萎靡不振；又如电光的一闪，当时虽使万象格外光明，但过后却坠入了更深一层的黑暗。
在农业上昙花一现的繁荣比持久而平稳的贫困局面还要坏得多。如果要使繁荣真正有利于个人和国家，那么这种繁荣就必须是无间断的。但是只有在逐渐增长的趋势下，只有国家对于这种增长与增长趋势的持久不变具有保证力量时，这样的繁荣才能成为无间断的繁荣。就土地价值来说，处于较低水平，比水平虽高而波动不定的局面，不知要好到多少倍；只有当这种价值处于逐渐而稳定的增势时，才能使国家享受持久繁荣。可是要使已经相当发展的国家，对于土地价值稳定而持久的增长具有保证力量，就只有止它自己有了工业，才能办到。
那些法国葡萄园的业主们，直到现在仍始终认为法国的保护制度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要求在对英贸易中享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希望由此可以使他们的地租增长；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一般对于国内工业与国外贸易两者对地租与地产价值的影响大不相同这一点，果能有彻底了解的是多么少。
鲍林博士的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的基本意向是要表明法国由英国多输入毛织品、对英多输出酒类时所能获致的利益；但是他所提供的簧料，却可以用来作为一些事实的极显著的证明，这些事实同他自己的论点恰恰处于对立地位。
鲍林博士指出，法国酒类1829年输人荷兰计2515，193加仑，输入英国只431，509加仑，由此证明，如果英法之间存在着比较自由的商业关系，则法国酒类对英销售量将会有如何大规模的增长。
英国人对于酒类是习惯于那些由葡萄牙、西班牙、西西里、特纳里夫岛、马德拉群岛、好望角等处输入的蒸馏酒、烈性啤酒以及性烈而价廉的各种刺激饮料的，法国酒要大量运销英国，在这方面未必没有阻碍；这些都姑且不论，假定英国对于法国酒的消费确能增进到与荷兰同样的比率，那么按照英国人口计算，它的消耗量将增进到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等于现在对法国酒类消费量的十倍到十五倍；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来，对于法国，对于法国的葡萄园业主，的确显得是有很大利益的。
但是，假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彻底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将完全不同。按照所宣扬的原则和鲍林的论点，所主张的当然是彻底的自由贸易。我们且不提这一点，只是假定在尽可能获得的贸易自由限度下，这时毫无疑问，英国人将使他们的工业品，特别是毛、棉、麻织品以及铁器、陶器，占有法国市场的一个很大部分。即使按照最稳健的估计也必须假定，由于法国工业生产的下降，法国城市居民将减少一百万人，以原料与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农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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