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访问了台湾宝岛。离开之前，我专程到高雄西子湾海边的中山大学拜访余光中教授。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对他的作品也只读过很少几篇。我觉得那已经够我敬佩的了。
我问余光中先生到过湖南没有，他说没到过，我立即邀请他到三湘四水来讲学访问。一位在作品中对屈原顶礼膜拜的诗人，怎么会拒绝访问汨罗江呢？他答应了。
台湾人到大陆来访问并不难，有一本回乡证就ok了。但是余先生是位享誉中西的学者，每年到世界各地讲学的事务相当多，总定不下来湘的日程，加上他已办了退休搬到校外居住，昂贵的装修和日常费用开支也逼迫他不能放弃几所大学的讲座教学收入。这于我们也很难理解。年逾70的大学者，竟也如此为生计操劳！
今年终于接到余先生的消息，说他可以安排来湖南了。我很高兴，把这个消息广而告之给有关部门和文学界各位朋友。然而此时两岸关系因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而变得紧张起来，朋友们担心这个时候接待他有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这个现实余先生肯定也是知道的，既然他义无反顾地到湖南来，我们也应该正正当当地接待他。文化交流的加强，本身就是对祖国统一的一种促进。
看来我们的顾虑有点多余。我把这件事向省台办主任、省海外联谊会主席石玉珍同志报告后，石主席不仅表态支持，还准备親自宴请余光中先生。一算日期，那几大石主席正好要去北京开一个重要会议。即使这样，石主席还是作了接待方面的安排，令人十分感动。
我原以为余先生是个太学者化了的诗人，湖南知道他的人恐怕不会太多。那天我在常德遇见了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台长欧阳常林，谈到余先生，常林不仅知道他，还能说出余先生的好多作品。听说余先生要来湖南，常林十分高兴，当时就同我商量，请余先生到岳麓书院作一场演讲，湖南经济电视台作现场直播。这是件很好的事，我当晚就给余先生打电话征求意见，余先生稍事考虑了一下便应允了。接着他提了个要求，想在演讲的头一天先到岳麓书院去一次，说是要“参渴先贤”。余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他大概是想事先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当然不是问题。
岳麓书院是我国最早的学府之一，正式以岳麓书院称名已有1023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讲台上有大理学家朱熹、张(木式)在这里设坛布道时坐过的两把交椅。大堂上方有康熙、乾隆皇帝的御笔金匾，森严肃穆，令人敬畏。①
①此段原文在收入本书后有改动。
今年夏天余秋雨先生曾到这里作了一次演讲。那位余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是一名学者，以一本《文化苦旅》蜚声文坛。不料演讲之后波涛骤起，多是对秋雨先生相对千年学府的“份量”之争。而且至今“余”波未尽。光中先生也姓余，这真是巧合。据我所知，两位余先生也曾有过交往，秋雨先生对光中先生十分钦佩，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引用过光中先生的精彩诗句。这便使我们对光中先生设坛岳麓书院的演讲多了几分踏实。
余光中夫婦来长沙那天，香港白年不遇的强台风刚过。他们乘坐的班机因为出港繁忙被耽误了七个小时。本应该下午六点半到达，却延迟到次日凌晨1点才抵达黄花机场。湖南几家电视台的记者一直守候在机场，终于见到客人出现了，新闻灯立即大亮，主持人容光焕发地开始采访，没有一丝倦意。这不仅使跨海而至的余光中先生大为感动，我们也为之感到振奋。
湖南人文化功底是很深的。在各个岗位的中年人、青年人，大多都读过很多书。对于余光中，我们媒体称他是一位“跨越海峡，追溯蓝墨水的上游而来的行者；一位用长江和黄河的肺活量唱彻民歌与乡愁的诗人。”这是机智地使用余光中先生的词句，对余光中先生一种很精炼的概括。他客居海外50多年，学贯中西，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兼任客座教授。几十年来，他用中文写作，纵横于诗歌、散文、翻译、评论的“四度空间”，成就卓著。而他却不止一次地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便是宣称一切文化的根只在祖国大陆。在1992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12，他的一首《乡愁》沁人肺腑。“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如此平缓的诗句，一时间竟感染了多少炎黄子孙。
余先生在岳麓书院演讲那天，从上午开始一直下着雨。下午四点开讲，雨却越下越大。400多名听讲者在雨中纹丝不动，专心致志地听余先生讲学，令余光中先生大为动容。他曾在大洋彼岸作过学术报告，多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讲坛，还曾在新加坡国际会议厅向世界华文学者作过演讲，却从没有见过大雨中那几百双渴求知识的晶亮的目光。当有人提问说您现在最希望的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希望而别再下了。”后来他几次对我说，那不是一句幽默话，他真的被湖南学子的赤诚感动了，真的干心不忍。
两个钟头的演讲之后，余先生陷入了听讲者的重重包围。要求他签名的人大多，组织者只好把十多名保安人员都派上去，将余先生隔开。这时候余先生却不答应了，他说这一次如果不一一给听众签名，他将负疚一辈子。
我认为光中先生的演讲从现场效果来看也未必比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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