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夷狄之异宜，而于佛学则亦未之穷也，故推之为圣人。审其道与尧、舜、文王、孔子同归于圣，则无不可施于中国之理。不可施于中国，则非圣人也。而尧、舜、文王、孔子之道所以处夷狄者，则无施而不可，方册所载尽之矣。 （宋世祖大明三年，有羌人高阖反，事及沙门昙票标。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专成逋数，无状屡闻，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追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诏虽严重，竞不施行。） 佛氏使人持护戒律，而不为犯戒破律之法加之于其身。乃要之于地狱果报茫昧之事，施于人听不见。保奸护邮，自相欺罔，明君所恶也。宋世祖区处之，存其戒行精苦者，汰其混杂逋数者，岂非宽典邪？而仁赞乃云：“韶虽严重，竟不施行。”其诏逆理而不可行邪？抑世主中变其意而自不行也？如曰逆理而不可行，则世祖代佛用规，肃清其教，不俟后世之报，自用当时之法，使戒行者劝，逋数者惧，河为不可也？如曰世主中变而不行，则是宋祖见善不明，去恶不勇，俄是而忽非，初得而终失，乃君道之丑，正术之病，邪说之利，小人之便，后世之永鉴也！ （魏世祖好《庄》、《老》，司徒崔浩不信佛。会盖吴反于杏城，开中骚扰。帝西征至长安，甜息寺中。沙门饮从官酒，入其便室，见有财产，弓裘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乃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如有容隐者，皆门诛之。又下诏曰：“自今已俊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像及胡经者，皆击破焚蒸。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至十三年二月，因疠而崩。） 凡僧人犯罪，所以尤可疾恶者，为其所言，自处于至清甚高之地，世俗之人皆不足以望我也。见饮酒者曰昏其神志，见食肉者曰必受果报；见有妻子者曰俗缘爱染，见用刑杀戮者曰彼此一如；见积殖货财者曰诸有非乐。其言岂不美哉！方其落发受戒之时，听之于师，誓之于佛，固当终身服鹰而不失矣。而饮酒、食肉、通奸、利谋、乱逆，载于史传者，班班而是。如魏祖所见，乃其万分之一耳。推类言之，大抵然也。何者？佛虽设戒周密，而其道以空为宗。一遣之于空，则其所设之戒虽千条为端，或犯或毁，曰此皆空也，何不可哉？守戒者少而犯法者众，其弊不可胜言，以其逆理故也。自有天地以来，必饮洒，圣人教人使不乱耳。自有天地以来，必食肉，圣人教人使勿纵耳。男女必配合，教之使有礼耳。有生必有杀，教之使用恕耳。利用不可缺，教之使尚义耳。此中庸之道，通万世而无弊者也。其或不循搜法者，饮酒则沈酗，食肉则饕餐，淫于色而邪滥，役于怒而残虐，贪于财而攘败，陷罪恶而丽刑辟，则人孰不以为当哉？岂敢著书立言以形怨谤也？魏世祖因沙门之罪而行废斥，美政也。然于其间亦有过举焉，焚其书、销其像、毁其器、人共人，则可矣。不以有罪无罪悉坑之，则滥刑也。凡处事立制，必得中道，则人不骇而政可行。不然，未有不激而更甚者。此亦明君贤相之来鉴也。仁赞记此，其意既为长安沙门雪耻，又快魏世祖之卒。人亦惑之，谓世祖不当如此。然行法之后六年乃崩，亦已久矣。彼不行此法者，岂皆不死邪？唐宪宗躬迎佛骨，斥逐谏臣，未及一年，为闱宦所杀，仁赞乃不知邪？ （周高祖时，有识记，忌于黑夜，谓沙门中次当袭运，故行废荡。平齐既讫，自以为减法之福佑也，改元宣正。至五月日，疠而崩。） 梁萧衍以入主之尊而为沙门最苦之行，盖未有及之者也，宜其眉寿千百，享国无穷矣。而垂老之年，为叛贼所困，饥肠莫救，围急而憋。当是时，使侯景因疠而死，乃佛法报应之明验也。何为反加虐于奉佛之主，不祸于叛逆之人邪？仁赞恨忮，必曲为之说，人皆信之，吾得不辩乎？凡人未有生而不死者。天有六气偏值，则成疾。双林终命，乃以背疽。佛自兴法，何为身受此苦邪？武王去暴除残，出民于涂炭，成王致俗刑措，增光于文、武，孔子垂世立教，传道于无穷，皆不免于有疾。其时佛说未人中国也。而此数圣人者岂不知爱生邪？胡为而爽节宣之养哉？人君致思于谨守正道，严恭寅畏，日慎一日，不敢自逸，犹以疾而死。则亦命之不可移，非人所致，无如之何，顺受而已，虽有诱胁之言，安能惑邪？ （唐高祖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诏曰：“朕兴隆教法，情在护持，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端本澄源，宜从沙汰。”） 人君立法出令，不可不审。如其审，定一令不反；如其未定，则当劫毖而后发，岂可轻也。法已良，令已善，必行而已，谁得阻之？辟之用兵，小小胜负，固不系兵之大体也。唐高祖不能区处其子之玉石，安能分别夫僧之玉石乎？沙汰之令岂不甚美，然终不能绝其根本。《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高祖非其人故也。 （周世宗尹府，嫌空门繁杂，欲奏请沙汰僧录。道丕曰：“天下疮痍未合，乞待后时。”及世宗登位，果下敕毁寺立僧帐。享年不永而国祚有归，抑亦毁废之明验矣。） 周世宗毁无用之铜像，铸有用之锅钱，其言曰：“佛不惜头目脑髓以利众生，而况像乎？”此破奸之正术，佛氏之所深恶也。故仁赞记之如此。人生修短，国祚永促，此固有至理，未可遽论。姑据仁赞之言而孜之，奉佛无出于萧衍者，而其效乃尔。则世宗享年不永，历数有归，必不由毁寺而立帐矣。 （石虎语曰：“世尊，国家所奉，闾里小人得事否？为沙门皆当贞正精洁。今或有奸宄避役，可料简之。”中书王度奏曰：“王者郊天地、祭百神，故礼有恒享。佛生西域，非中华所奉，漠初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漠制，请趟人不听铬寺。已为沙门者遣还初服。”朝士多阂此议。虎曰：“联出边成，宜从本俗。”） 王度言汉初惟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予欲沿此意而谨华夷之辩，明人伦之理，凡欲为僧者当住天竺国。以天竺国佛之所生，立教之地也。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谓逢磨曰：“南方惟好有为功德，不见佛理，汝至彼不可久留。”其后陆磨不用其言，卒中毒药。夫以达磨传法之祖，尚不能自存于华夏，而况后世涉猎口耳之流乎！且入之大经，各有伦理，中国必不能弃父子君臣而从夷俗，西域必不能背中国礼义而阐夷风。自佛法人中国，至今几千年，其事可验矣。故予谓人主无道力德改以绝其教，莫如立法，使愿为其学者载其书归于其国。则华夷之辩谨，人兽之理明，而历古反道败德、蠹耗生民之患息矣。 （宋元嘉中，沙门惠琳为太祖所赏，每升独榻礼之。颜延之曰：“此三台之座，岂可使刑余居之？”帝变色。） 昔者同子骖乘，袁丝变色。慎夫人厕帝后之座，袁盎却之。君尊如天，不可贰也。有如尊德乐道之君，于其所受教之臣，致敬尽礼以承其教，则有之矣。亦未闻引之共辇同榻，坐之于其所不当坐也。使坐于其所不当坐，则是怙宠夸俗之鄙人，非抱道怀德之君子矣。此王导所以不敢升御床也。颜廷之所论甚正，元嘉帝变色而拒之，殆亦苻坚摧权翼之技耳，岂明主之道哉！ （萧摹之，宋元嘉十二年为丹阳尹，奏称：“佛化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刑像所在千计。自顷以来，敬情未平，更以奢竞为重，达中越制，宜加检裁。请今后铸铜像、造塔寺，先诣所在，陈事列言，待报听造。”） 摹之所言，有去邪之意，而未尽善也。以吾观之，当遣其徒裁其书归天竺国，破其像而毁其居，乃上策也。或未能行此，不若并小寺人大寺，僧愿归农，及选其无戒律不通经论者，皆还之为民。凡毁钢铁铸像，糜金朱为饰。印造经文，创立浮屠，逃业出家，舍施僧物及受施者，并严为之禁。所谓试经拨放，给卖度牒，不复施行。明君贤相力守此法三十年，则乱华之风变矣。 （庐愿仕来为中书，明帝以故居地起湘宫寺，制度宏壮。愿曰：“劳役之苫，百姓贩妻贸子，吁嗟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无知，作之何益！”） 昔年韩维侍郎守许州。一日，有君子谒之，过市，见群僧为佛事甚盛，云侍郎所命也。君子同韩曰：“彼何为者邪？”韩曰：“为百姓祈福耳。”君子曰：“能福百姓者，不在太守而在群僧乎？’韩而莫对。凡人主所以典造寺宇、广度僧尼者，皆惑于福田利益之说，不知以梁萧衍为监者也。财用力役无一不出于民，民衣食之不给，而驱之运土伐木，掊敛其资生之具，为广官大厦，金碧髹朱，前后辉映，以贮土木之偶人，群惰农奸夫而居之，中国之大残也。乃反以为福田利益，佛欺人甚矣。而世主甘心焉，果何理欤？为人上有可以兼利万物之势，不以其道行之，顾区区于异端之奉，以冀非望之福，其愚岂不太甚哉！ （李场，赵人，为高阳王友。时人多绝户为沙门。殇上言曰：“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无周于绝祀，安得轻情肆意，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 佛之教曰：“聚生以淫欲而正性命，是故流转生死。”疑若善矣，然其道必藉人而后传也。若世之人皆从其教，则女人不复孕育，人类至于殄灭，覆载之内，惟有禽兽草木，则佛法亦息矣，岂可行哉？是故不可行者，理之所无也。理之所无而行之，是以其言必诞，其事必弊。圣人以人伦立教者，亦岂为绝祀而已哉？盖因自然之理，立三才之道耳。场所言乃一端也。 （卢思道仕齐为黄门郎。周武平齐，谐京师，作《西征记》。略云：“姚兴好佛法，佛图偏海内，士女为僧尼者十六七，糜费公私，岁以钜万。帝独遵运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也。”） 姚兴所为，将以求福也。福则未得，而其国已为他人敚而有之矣。彼以偏霸一方之力，崇饰像教，驱民费财而不惜也。其心专，其功大，犹不蒙福报，又况匹夫匹妇之奉佛者乎！周武未必知正道之归，然亲见释氏为害特甚，是以决意罢之，亦古今之英断也。 （宣法师曰：“思遭为论，纪其糜费，罢之，则谓强国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识也。彼费财崇福者，知身命财终归散灭，徒为保爱，此厚生守财之奴也。何若舍贪积而兴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剖形骸面从遭化，以袭全正之极也。”） 宣法师劝人舍贪财而与上福，彼求福之心独非贪邪？以今世之富贵未厌，又种植来世之因，其贪大矣。身者，道之所待以行也。既残剖形体，其亏伤已多，安得全正之极哉？彼舍财者有福，而受施者亦有福，则害归于无知之百姓而利入于至奸之僧人，其术如此。而诋思道之言为小识，则其自大者何异醯鸡瓮中之天哉？是以君子辟之曰：“佛之教卒归于自私自利之涂。”彼岂不有明智秀颖之人，盖诚虚心平意精思而熟孜之，则知此言之不汝欺也。 （傅奕，武德四年上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百十一条。高祖不行。） 傅公好正而博物，所以折服邪道者为不细矣。而其君见善不明，故公所言不见施用。史官又不能广记而备言之，使百条良法不传于后世，岂不惜哉！ （宣法师曰：“傅奕自武德初至贞观十四年，常排毁佛僧，以其秋暴卒。少府冯长命梦至一处，多见先亡，乃问：‘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报了’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数日，奕果卒。泥人者，为泥擎中人也。泥擎，地狱之别名，深可痛哉！”） 宣法师以传公排毁仿僧而暴卒。然自武德七年上疏，至贞观十三年，公已十八岁矣。临终，戒其子以《六经名教》，勿习妖胡，辞气不乱，安然而逝。乃五福所谓寿、富、康事、攸好德、考终命者，而非暴卒也。冯生毁公，亦犹孟简毁退之耳。必其平日奉佛信僧，不以傅公为是，故造成梦语，幸公之死，用欺愚俗。冯生既曰越州泥人。宣且僧又曰泥犁地狱。肆为无根之谈，迭相唱和，岂不可疾恶哉！ （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谏武后于两京及天下起寺，曰：“释教以清净为本，慈悲为主。三时之月，掘山穿土，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岂大圣之心乎？自佛教东传，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信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维轨，曾不改途。晋人以佞佛取讥，梁武以舍身构隙。若以造寺必为礼体，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漠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无为，重俗人所为而轻天子之功业，臣窃痛之。”疏入，不报。） 辛替否之言当矣，而所与言者乃淫僻威虐之女后，宜其不见听也。彼方且文饰怀义以济其奸，岂呵拟僧人所为为非义乎？昔冒顿侵扰中国，娄敬谓夷狄不可以仁义化而可以和亲。不知亲爱和合，惟仁义之人能之也。武氏废君篡位，杀人如刈草菅。“中茸之言，不可道也。”而替否乃劝之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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