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应该早就认识唐师曾，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兼哥们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北京人称之为“发小儿”。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对各种规矩和规范深恶痛绝的人，而我的老师以令我在他们的苦口婆心之中就范为己任，所以千方百计不准我认识这个当时就被叫做“鸭子”的人。多年以后我得知真相，说是怕在鸭子的鼓励下，我这只总是热衷于跳跃篱笆的“黑羊”走得更远。所以，虽然一直在见面的问题上受阻，但在我心里，早已把他引为同道。
真正和鸭子接上头，是在1998年9月27日。当时《北京青年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搞发行宣传，他和我都在当日下午进行的签名售书活动中作为被邀请的作者。那天很热，他戴一顶四面通风的黑色小帽儿，穿说不上来有什么款式，只是一看便知非常凉快的大背心，因为好歹都是写过书的人、是作者，所以我们各自坐在分给自己的那只太阳伞下，拿着各自的笔，不敢有半点懈怠。我没有看清楚鸭子穿的是什么褲子，后来问他，他说他自己也忘了，因为所有的褲子都是一种，都是有好多兜儿、特能装东西那种，颜色也和我后来经常跟他一起“工作”时看到的那些差不多，界于米色和灰色之间，脏了也不容易看出来，北京人称之为“自来旧”。
签名售书的时候我们是挨着的，时不时有一句半句的对话，都是什么，已经记不住了。曾经一起回忆过当时都说了什么，两个人都困惑，怎么自己说过的话就全都忘了呢？我为此感到沮丧，说“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居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鸭子很懂事地安慰我说：“算了，反正不会是有意思的话，要不，咱们不会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于是释然。
但是有一件事是鸭子非常得意的。那天跟鸭子比起来，我的读者显得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从战场归来》和《我钻进了金字塔》这两本书以及充满了英雄色彩的传奇经历，鸭子颇似偶像一般地接受着大群年轻读者的拥戴，表情尽管谦恭但仍不免面露得意之色。后来鸭子自己说，他的得意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会一眼识破，我想，我其实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了解了这些，原因非常简单，在这一点上，我们一样。当日坐在那里看鸭子挥舞着他的派克笔给人签名，还不时口中念念有词道：“您说的这几个字我不会写……”心里不免会有几分酸溜溜的，于是纠集几个同来的朋友一起逃走去吃烤肉。这一走可坏了，一个29寸的大电视居然就被鸭子轻轻易易地以最撞大运的抽奖方式得了去。鸭子越发得意地说：“交了狗屎运了！”
此后心里常常会想起这个别人也说、他自己也写的曾经出生入死的人，但也就是想想而已。因为鸭子，我想我大概真的过了那个真英雄、假英雄瞎崇拜一气的年龄了，欣慰之余也有些黯然。直觉上认为鸭子和他所做的事情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爱情似的东西，说不太清楚，但是，看见一个男人为了这种别人说不明白的东西而艰辛地活着，本能地就会有些心疼，当然，不可能把这些话告诉鸭子。更多的时候，是腆着一张脸为他的文字、图片甚至一句玩笑话喝彩，不管别人是不是认为这个女人可能有恭维人的癖好。
曾经有过一个宁静的晚上，鸭子、我和我少年时代的一位老师在我家，我们每个人都抢着讲自己喜欢的音乐。鸭子忽然说，他会唱一首歌，而且，长这么大他只会也只唱这么一首歌。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知道被你们看上就只有英勇地牺牲/这个问题他早已想通/他知道不就是为了你们的光荣去斗争/为了你们的幸福就把腿儿蹬/把属于我的就全部都拿去/这条命我不想再节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人生就是风前的一盏灯……”
鸭子唱歌的时候我是坐在地上的，需要抬起头来才能看见他的脸。我很想知道鸭子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但是，看到我的老师逐渐严肃又逐渐带上一种戚戚然的面容，我无论如何不敢看鸭子。鸭子说，他在中东的时候，每到有采访的时候，开着他的大吉普，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有一盒磁带，全是这个歌，别的我什么也不听。”
从鸭子的书里、从相识的人们嘴里，都知道鸭子的身体不好。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病就发生在鸭子身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碎的感觉，此后，我因为不敢看他为了说话太多而出汗就自己在他面前拼命说话，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即使是很近的路我也强烈要求打车，让鸭子坐在车上尽情嘲笑我的奢侈……我几乎从来不问他的病情。我觉得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体格上，鸭子都应该算是勇敢的人，而对于一个勇敢的人来说，生命的多与无多都是一件非常尊严的事情。我宁愿用喝彩的方式来表示对这种尊严的肃然起敬。
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种执著的叫好，终于让鸭子感动着成为了我在《北京青年报》主持的“人在旅途”版的作者，因为他的一篇长达1万多字、把以色列外交部长沙龙作为主角的稿子《农民沙龙》，我们的合作正式开始了。我对鸭子有承诺，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轻易删改他的稿子。我说：“鸭子你放心，我也是写字的人，知道每个人都有让那些字谁跟谁挨在一起的理由，也知道被人把自己写的字重新码过不是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轻易不给人修理稿子，我会在你写之前使劲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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