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而成为重庆电视台《龙门阵》节目的客座主持人的。
提前两天到重庆，是为了等着为《一个都不能少》作宣传的张艺谋。然而就在我们“严阵以待”地策划在有限的时间里该如何发问的时候，电视台的台长说，要临时加一期节目，是关于母親节的。
我所知道的媒体就是这样的，每逢有什么节日，这个节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由头，就有可能从这个由头生出一些选题，每年的节日都会如期出现，围绕这个节日的节目也层出不穷。但台长坚持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视记录故事片，名为《为了母親的微笑》，编导是残疾人，名叫张鲁。
我回北京的日期是几天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无法更改。台长以为我是不愿意做这种有应景之嫌的节目，很认真地告诉我：“你不会对这个编导和这部片子失望的。”
那天我和《龙门阵》节目的几个主创人员坐在重庆电视台的会议室里一边窃窃私语一边等待看这部电视片中的一集。我发现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说出有关编导的一些情况，比如他曾经三次获得电视剧飞天奖的一等奖，他曾经是四川省级劳动模范，比如他曾经扶助过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比如他现在只是单身生活，日常起居有着常人不能想像的困难等等。说话间，原本只打开了半扇的门被全部打开了。我首先看到的是轮椅和轮椅上穿白色长褲的双腿，看上去结实、健壮的身躯。长相是标准的浓眉大眼，面容非常宁静，神态安然。他用微笑和每个人打招呼，样子有些腼腆，或者是谦和。
我们隔着圆桌彼此问候，他说：“我昨天才知道你来，真是不好意思，要让你为难。”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对于初次与电视台合作做节月主持人的我来说，匆忙地赶一期毫无准备的节目，我心里没有把握，因此也不太情愿。
寒暄过后，我们开始看他执导的片子。
这是用记实手法表现的一个家庭命运的故事：
土家族的田维春夫婦生活在乌江上游的黔江县，他们有两子两女。原本这是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儿女孝顺。田家媽媽年轻时和所有土家姑娘一样，梳的头发有各式各样好听的名字，盘龙柱、狮子滚绣球……田媽媽会唱酉州的山歌，会跳土家舞蹈。家门前是终年流淌的细沙河，男人们从山上背来砍伐的树木，建成全木结构的小楼，娶妻生子，或者把木材运到山外边卖掉，换一些盐巴钱、纸烟钱。细沙河边的日子其乐也融融。
但是，自从13年前田家的在山坡上的土地滑坡之后，田媽媽夫婦的日子就笼罩了愁云惨雾。两个儿子因为山体滑坡、河水暴涨被冲走了，尸骨无存。
自此，田家老两口开始在细沙河边的青山间改土造田。他们年年植树，13年间，植树上千株，打下的粮食早已吃不完，而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田媽媽说，她怕后面的娃娃们会再遭遇到山体滑坡，被冲下细沙河去，年年中秋节送月饼哭后人时，连个坟都找不到。
为防大垮山，田家两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树不止。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回想曾经在几年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人拍的记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欢离合，三年的时间，一个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親，嫁出了两个女儿，儿子卖掉了新婚的一切为母親治病，最小的儿子在媽媽的病床前长跪不起为了能获准到开放的广东挣一些盖房子的钱，大女儿几次回娘家，又几次含泪离开，她不忍心告诉母親，自从她嫁进婆家之后，与丈夫就没有圆过房，因为那丈夫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一直想着这部记录片，因为，从张鲁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由真实构成的原生态的内容。我觉得我离他很近，就像我在几年的采访中最终确定了以当事人的口述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状态一样，我们在记录生活和还原真实的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假如不是因为归期已定，我想我会留下来，不管我会不会去主持一场有关母爱的对话，仅为了接触这个人，我也是愿意的。
看过片子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张鲁是被人抱上车又抱下来放进轮椅、一直推进酒店的餐厅。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看着这样一张很是生动的脸和假如能够站起来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躯，我想命运有时候真的是不讲道理的。
张鲁坐在我的身边，我问的是一些很“像记者”问的问题。他—一做答。他说这样的片子一共是四部，连起来是一个有关母親的系列，拍摄的时间大约一年半还要多。他就一直像刚才进酒店的时候一样，被人抱进抱出。他们拍摄的这些家庭基本上都是在重庆市最穷困的山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轮椅就是他的办公室和宿舍，潮濕使他生了褥疮。
他讲得非常平淡，语气不紧不慢。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就像每天的日子一样自然和正常。他一边讲一边在告诉我，哪一道菜是重庆的特色，并且费力地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道肉菜上来的时候，张鲁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马上，他把筷子放下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拍这套记录故事片吧。”
于是，我又听到了一个故事：
菜市场出了一件事，一个女人偷了一块肉，她手法笨拙，马上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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