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一位做生意的美国朋友讲到那个“神经病的克里斯”，我就有一种直觉，这个人有朝一日会成为我的朋友，原因就是在很多人眼里他是“神经病”的。朋友说，克里斯得的这种病是无可救葯型的，“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怪病”，而且在他看来，克里斯身上“激蕩着浪漫主义狂流。
克里斯和朋友是哈佛大学的同学，学的是著名的、让多少人艳羡并且趋之若骛的工商管理。据说在哈佛读这样的专业，几乎不会发愁没有工作。当年的克里斯曾经是高才生，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被不同的老师、朋友以及家人断定，他将前途无量。
朋友来中国的时候，带有一张照片，上面的克里斯衣着非常体面，严谨的西装、领带，头发规规矩矩地向脑后梳，露出光洁的智慧前额。指点着这个前程似锦的人，朋友告诉我，如果克里斯想在事业上发展，他比别人容易成功，因为他的家庭非常富有，而他是独生子，但是现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儿哈佛的影子，他在缅甸，是一个当地女孩子的丈夫、一对儿女的父親，他“也是在做生意”，所不同的是，他和他的缅甸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挣街坊邻居的钱，也挣旅游者的钱”。
我周围认识克里斯的人不多，基本上都是和他一起来中国做贸易或者受聘于某一个跨国公司的他的同学，但是认识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他“有病”，言语间可以感受到的不是轻视和责备，而是由衷的欣赏。我的这个朋友就曾经在很多场合表示他在生意场的疲惫和无趣的时候说过同样的话：“真想像克里斯那样活着。”而且，我发现在这个小群体之中，“克里斯”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故人的名字，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比如，当朋友思念着远在纽约的女友、充满了希望地向往着一种稳定的家庭生活的时候，他会非常投入和热切地说：“上帝呀，让我们克里斯一回吧，哪怕只有一天。”
日子久了，我就感到很好奇。我说我想认识克里斯，认识了才好更加深刻地体会他的生活，才知道“克里斯”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那段时间，朋友正在为了他的公司提高效益而绞尽脑汁地设计一些管理制度，我提到克里斯，他无奈地摇摇头：“克里斯一辈子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我们这是何苦？”
朋友给了我克里斯的e-mail地址，让我自己跟他联系：“他会愿意给你讲他的故事的，闲着也是闲着。”朋友告诉我，克里斯现在的生活中如果说还有一点儿现代生活的痕迹的话，恐怕就是他还保留着一部上网的手提电脑了。
我写了很短的信自我介绍。克里斯很快就回信了，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一直“不忙”。他的信非常平和，用的是那种简单的、初学英文的孩子都可以读懂的话，语句中流露出一种万物各得其所似的很安静的喜悦：
我非常非常缅甸，就像我的妻子媚蓝一样。我的儿子4岁、女儿2岁。我们开着一家小杂货店，我是店主。缅甸很美，欢迎你来玩儿。城市不能去，太多的污染。乡下比较好，比如我们住的地方。
我在回信中告诉克里斯，我把他妻子的名字译成中文的时候用了“媚蓝”这两个字，媚是明媚的媚，蓝是湛蓝的蓝。克里斯非常高兴，他说他喜欢《飘》那本书里面的那个叫做梅兰尼的女人，他不知道中文还有这么美丽的字眼：
真是太准确了。我第一次到我住的这个地方，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的时候，正是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就是为了这些我才决定留下的。现在，我已经和这些美景成为一体，所以我不可能离开这里了，那样我没法生活。我喜欢这两个中国字，我要学会写给我妻子看。
我们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成为朋友的。逐渐地，我已经开始对克里斯讲我自己的事情，工作和家庭以及更多的内容。在克里斯的平和之中，我说什么，无所顾忌。他永远是一种情绪：祥和、宁静。在他的这种情绪之中，我的一切波澜都显得有些矫情。
1998年初至的时候，我几乎是在一种类似于少年得志似的顺遂之中得到机会，可以去加拿大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雀跃了不足一天，就陷入了矛盾。人大概都是渴望鱼和熊掌兼得的，我很想能到那个据说很美丽也很可以让人生活闲适的国度，我很想能在我的平庸生活上镶一道金边，我想得到一个学位，然后就有资格对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指手画脚、用专业术语吓得别人不能不相信我对此的确有研究，我也想做衣锦还乡状之后让别人叫我“x专家”或者“x学者”，我想那时候讲英语就不会被看成是崇洋媚外……想足了这些好处之后，我就开始舍不得，舍不得我现在能工作的自得其乐而且还有读者叫好的报纸，舍不得熟悉的环境和偶尔还能互相吹捧聊以自慰的朋友圈子，更舍不得我已经非常依赖的两个人的小家……我想像不出来我离开以后会怎么样，我回来的时候又会怎么样。我问我自己很多眼下没法回答的问题：我还会回来吗？回来以后还会有现在这么开心的工作吗？我不回来，那我丈夫怎么办？他会来找我吗？我们会干什么呢？我们能开中餐馆吗？他要不来找我，我们会离婚吗？他还会不会再娶别人？那个人会比我好吗？……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要累死了。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给丈夫，因为我知道答案，他除了会像每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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