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秧是我在兰州出差的时候偶然认识的一个11岁的女孩子。
我去兰州的时候，正是白兰瓜刚刚开始上市的季节。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处就是一个小小的市集，几乎每个摊子上都有又便宜又干净的白兰瓜在出售，窄窄的街道也因此时时飘蕩着淡淡的香味。到了傍晚时分，白兰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卖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个子很小，头发是有些干枯的黄色，皮肤却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显宽大的花布衣服，从领口数下来的第三粒扣子没有了，别着一个生锈的大别针。
秧秧的摊子只有她一个人在支应着。她站在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一摞已经烙熟的薄饼和一只玻璃缸，里面有切成一牙、一牙的白兰瓜，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铁盘子，盛着已经穿成一串一串的羊肉串，红白相间的肉块上洒着深色的孜然粉。桌子旁边一只自制的烤炉，炭火正旺。桌子正对面是两条破旧的长凳，料想是给那些吃东西的人暂坐的。
秧秧的羊肉串和白兰瓜都便宜。羊肉串是两块钱七串，现吃现烤，如果再加上两毛钱，秧秧就会把烤得冒着热气和孜然粉的香气的羊肉串平铺在薄饼上，把串肉的钎子抽出来，饼裹着肉卷成一个筒，一套饼夹羊肉就做好了；白兰瓜四毛钱就可以买到一牙，相当于一个瓜的1/4。
每到一个地方出差，假如没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关单位的接待，我通常会选择干净的小饭馆或者小食摊解决一日三餐，一方面是因为有限的出差补贴实在不得不计较着使用，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坚信各地的酒店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只是寄居于酒店的话，无异于根本没有出行，而那些民风淳朴的雞毛小店有时候倒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比较直接和方便的所在。
从到达兰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摊子就吸引了我。
那天傍晚，刚一走进这条市集小街，街两边卖各种诸如拉面、烤肉的摊主就开始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大概我是非常典型的外地人，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样子。我继续向前走，想走完整条街之后再返回来找一家干净些的小店吃晚饭。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并排的羊肉串卷进饼里，一个男人等在桌子边上，另一个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贯注于她手下的饼和热乎乎的肉。好象有些困难，怎么也卷不起来似的，她的额角上有丝丝的细汗渗出来。男人显然等得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不要费劲了，我自己就这样吃吧。”言语间明显的挑剔和厌烦。女孩子小声说：“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饼还是卷不起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站到了秧秧的摊子前面，我说：“我也要这么一套。”男人斜看了我一眼，说：“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秧秧低着头，倔强地跟饼和肉们较劲。我说：“这个给我吧，你再做一份热的给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秧秧，脸上显出一种似乎很轻蔑又很释然的表情：“正好，你给她吧，我不要了，你这么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说罢转身走了。
秧秧沮丧地看着已经破了一个洞的薄饼，紧紧地抿着嘴chún。我说：“没事儿，给我吧。”她什么也不说，固执地盯着眼下凉了的肉和破了的饼，眼泪、一对、一对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了秧秧准备给食客的破长凳上，吃完了她给我做的一套又香又热乎的饼夹羊肉，还有一块秧秧说送给我的白兰瓜。走的时候，我在她的玻璃缸旁边放了5元钱。她坚持要找钱给我，我说：“反正我明天晚上还要来。”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那个小集市上走了一遍，饱吸了白兰瓜的香味，却没有看到秧秧，每天晚上她摆摊子的地方是空着的，看来她是要到傍晚才出来的。
我还是在晚饭的时间来到了秧秧的小摊子。
秧秧换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确良衬衫，被她扎进褲子里，袖子高高地卷到胳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这样一个小女孩身上，越发显得她很单薄、瘦小，小风一吹，衣服鼓胀起来，秧秧象一个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远的，秧秧就绕过长条桌子来招呼我，她叫我“阿姨”，声音不大，很清晰，还夹着浓浓的稚气。
我还没有坐上秧秧的破长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块灰色的、显然是从旧棉毛衫上剪下来的布头把长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着我坐下。
秧秧从她摆在铁盘子里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饱满的七支肉串，烤在炭火上。
也许是因为有些隂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跟秧秧聊天。她告诉我她11岁，名字叫做“秧秧”。我问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她想了一下，说：“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长的吗？我媽说叫这样名字的人好活。我媽还说，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讲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样。”
跟昨天比起来，秧秧活泼了很多。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说“不行”：“哪有卖东西的跟买东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说，人家看见我坐着，就以为我已经不卖了，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说她不是兰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刘家峡那边，是个小村子。
这时候有人来买羊肉串，秧秧用她11岁的小手麻利地烧烤、加调料、收钱，又嘱咐客人不要把钎子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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