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瑞特的时候，我已经过完了20岁生日，大学还没有毕业。到今天回忆起来，我都觉得，那一年除了一如既往地厌恶着所学的专业之外其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被介绍到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做财务部的行政助理。所谓助理，其实和杂役没有什么两样，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和传真等等，无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个小时8块钱人民币，因为我不必保证每天都来，只要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那年瑞特说他“快要40岁了”，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天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点头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jane。即使就是这样一个代号，瑞特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三到四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利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愿意发表我的3万字的小说《最后一盏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且把软盘一起提供给那个因为我在读大学而在稿酬上格外吝啬的编辑。然而远远高于钱的成就感对我吸引力十足，我干得非常投入。
稿件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个晚上，我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陈年旧事中几乎落泪，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高高大大的瑞特就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
瑞特笑着对我说：“我在门外看了你几个晚上，今天见你写完了，才敢进来，我不知道你还是个作家。”我心想这下完了，今晚就要“开路”，不过稿件已经敲定了，走人就走人吧。但是我还是说了声“对不起”。
瑞特却很和善，他说：“能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灰眼睛的美国人，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怕我不懂，是吗？我父親研究东方哲学，我在美国学过四年中文，而且我有字典。”我只好顺从地把文稿交给他。
这晚是瑞特第一次开车送我回家，用的就是那部后来被我叫做“马”的白色卡迪拉克。我们一路无话。在到达我家所住的居民楼底下时，我说了两个词：“谢谢，再见。”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司，我的文稿已经整整齐齐地躺在桌子上透明的文件夹里。9点整的时候，人事部的一位小姐走过来对我说：“瑞特先生请你去一下。”
见到衣着严肃的瑞特，我有点发慌。像我这样临时打工的人，见老板的惟一原因恐怕就是听一句客气的辞退。甚至，在这样的公司，最低层的员工想和老板面对面地说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很感动。”瑞特居然是用中文在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把几十年前的事写得那么真切，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人和事的。”
瑞特如此顺畅地调遣中文，真让我吃惊，但他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吃了一惊：“我希望你作我的秘书，你愿意吗？”
“我还在上学，我只是来打工，而且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我推辞着。“你会胜任的。”瑞特自信地微笑着说，“你能让小说里的人那么舒服地相处，也一定会让你身边的人舒服地工作，而且你可以教我中文，同时你懂得贸易……我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很便宜的员工？再说，就算你不愿意作我的秘书，就像你说的，你不属于这个公司，那么，我以私人身分请你作我的中文老师，可以吗？”
我不再推辞，而且，就在他眼光闪烁的一刹那，我已经有些喜欢这个年长我18岁还多的美国人，他用四声不准却十分达意的中国话对我的作品的评价，让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流。
我是在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下班之后，把一些极其简单的办公用品搬到了瑞特办公室中那台被他说是“全世界最棒”的电脑面前。
其实，更多的时侯，我担当的就是瑞特的中文老师，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然而，为了瑞特，我经常需要加班。有时是把过去写的一些散文录入软盘，有时是替瑞特处理一些商业信函，最多的时候是和他一起读一些杂志文章，这是瑞特最喜欢的中文课。
渐渐地，我发现瑞特的感悟能力很强，他的思维方式与我惊人地接近，同时，我们都偏爱中国的宋词。甚至，很多时候我会对他谈起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我曾经多么想做一个文学翻译，“就像傅雷那样”，比如每当我必须要拿起书本应付考试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沮丧等等。日子一天天过去，在瑞特面前，我完全没有了紧张感，我们更像一对老朋友，清茶淡酒可以无话不谈的那种，或者就可以叫做“知己”。
不知不觉中，夏季来了，瑞特开始把我“加班”的时间拖得越来越长。我们不再去吃千篇一律的工作晚餐，黄昏的时候我开始穿起每个北京女孩都有几件的纯棉t恤和短褲，跟同样衣着随意的瑞特一起光顾街边饭馆，或者去子夜才打烊的小吃夜市。瑞特照样开着他的“大白马”，只是他必须把这个豪华的大家伙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跟着我边走边吃。这样几次之后，我给瑞特买了一双北京老头儿最爱穿的千层底“功夫鞋”，鞋子套上脚的时候，他开心地说：“只是看这双脚，谁也不会认为是美国人，对不对？我现在是哥们儿了！”
那一年的八月酷热难当，而陪伴瑞特的日子里我忽略了气温。事后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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