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右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親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親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婦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褲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我对她微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的德意志或者法兰西的某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
我摇摇头：“出差。”
老人表示疑问：“你？”
“是啊。”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婦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
老人微微一闭眼睛：“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小。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文的。”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
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
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我忍不住这样说了，她很开心。也许全世界无论年老、年轻的女人都会因为被夸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而由衷地微笑吧。
飞机在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说：“1936年，我从法兰克福辗转来上海，又来武汉，……”
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的一贯的在沉默之中的探询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喜爱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已经追随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她父親的学生，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親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17岁的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19岁了，25岁的湖北小伙子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简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
老人在60年的浪漫中独自微笑，我在她的微笑之中捕捉那一对恋人的影子：“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我又一次飞快地算出了一个数字——3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了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30年，这个数字如果从我的年龄中减掉，我一下子就被送回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经过去了60年，我80岁了。”
我无法想像，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親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正如我无法想像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家，在《广岛之恋》中她只有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为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迸出一句英文：“cheers！”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叉放进了手袋：“我去武汉是为了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三岁，特意打长途电话给我，要这些刀叉玩儿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很深的、几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親的动作。在人们把飞去飞来当做习以为常、把这种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60年前来自德意志的80岁的老婦人，让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从出远门的长辈手中得到过这样的“礼物”、这些“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思。我断定她一定是一位难得的好母親，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有几个孩子以及她是否曾经为了他们而含辛茹苦。
飞机已经开始在渐渐降落。
“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样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
“五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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