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喬〉後駐紮柴城，這裏離龜仔角「番社」還有四十多里。傳集各莊頭人詢問之後，知道龜仔角「番」已經邀結了其他十七個「番社」，意圖抵抗。又經過一番布置，在九月十五日（陽曆十月十二日）拔營進紮龜鼻山，距龜仔角「番巢」不遠。劉明燈等正擬分路並擊，卻得到一個意外的轉變。原來李領事在十六日送來照會，說他於本月十三日（陽曆十月十日帶領通事吳世忠及閩粵頭人親赴火山地方，途遇該處總目卓杞篤，面議和約：『嗣後船上設旗為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有遭風失事，由該番妥為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儻若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為幫拿凶番，解官從重究治』。並且贖回女洋人（Hunt夫人）頭顱和「照影鏡」一具。李領事願與「生番」和解，代請撤兵，免予深究。十七日，李領事又親到大營向劉明燈面請，情詞懇切，至再至三。劉明燈與吳大廷函商之後，就決定『俯如所請』，並取具閩粵「熟番」頭人保結，妥議章程照覆。劉明燈先回琅■〈王喬〉，待李領事內渡後，才於十一月初一日（陽曆十一月二十六日）率隊回郡。於是這一案件得告結束。
以上是據臺灣鎮道、閩省督撫和總理衙門的奏疏加以撮述的。這些文件都散見於「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十九至五十六。至於李讓禮次年再入「番地」之事，則不見於「夷務始末」而只見於本書了。
據李讓禮說，由於上年訂約之時天氣不佳，雖入「番境」，卻未能『悉往所應到地方，盡行面約』，他認為『事尚未定著』，所以又偕臺灣南埠總稅務司意勒安打們和繙譯官畢克淋（W·A·Pickering亦譯必騏驎）再入「番地」。他們在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打狗開船，次日抵琅■〈王喬〉上岸。又次日，乘轎到「孤灘」地方，改雇下甲挑伕，隨嚮導步行入山，當晚到「色比里」人的居地，在村中掛搭帳篷息宿。二十七日，應「色比里」頭人以瑟之邀，到他家裏去盤桓了多時，仍回原來的村莊過夜。次日，土官頭目多克察來會，晤談甚歡，並由李讓禮將去年所約各款，擬成告示，寫好了交與多克察。他們還送他許多禮物，他也以隆重的儀式設席款待他們。當天下午散席之後，他們就辭別多克察回到「迫樸」人的「古丹」地方，又和「迫樸」頭人矮三交際了一番。二十九日回到「賒釐務」。三月一日登舟開行，其間還在「板寮」勾留一日，於五日晨回到打狗口。這一篇「論美領事入生番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的文章，約有七千字，除敘述他們的行程之外，還記載了許多「番地」的情況，是研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番地」風土人情的好資料。
我們看臺灣鎮道的奏疏裏面動輒說：『生番之地，鳥道羊腸，箐深林密，人跡所罕到，版圖所未收』；『生番之凶，豺目獸心，見人即殺，不可理喻，為聲教所不及』。但這幾個外國人何以能一再深入「番地」，直接和「番目」辦交涉、立條約？再看看李讓禮的記載，則「番地」何嘗全是榛莽未闢之區？「番民」又何嘗全是冥頑不化之人？可惜臺灣自入版圖以來，地方官吏對於「生番」總是牢守著這樣的觀念，尤其是在遇到「生番」殺了外國難民的時候，便拿這些理由來推卸責任。無怪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日本竟借口於琉球難民被「生番」戕害的事件出兵侵臺，而這個熟知「番社」情形的李讓禮竟做了日本軍隊的嚮導！這又是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者值得注意的一點。
本書第二部分記載物產。如臺灣煤礦的分佈地區、採煤的方法與費用以及產煤的數量與價值，都有詳細的敘述；又討論到臺灣採煤和運煤工具的不及西洋；更論及中國人阻止開煤的說法之妄。
李氏在「論火山」一文中說，臺灣所謂火山，實在不是火山，不過在山腳近處，因煤氣鬱蒸於內，時從山罅透出煤煙。他說門順先生曾在打狗地方親見一座火山，就是煤氣所成；他自己也曾看到「屈茭」地方（在淡水之東）所謂火山的石罅中除煤氣外還有石油流出。他認為當煤氣初發時，人或未見，待石油流到附近地方，草木皆燃，土石並灼，當地人就稱之為火山。中國記載臺灣火山諸書大都不能辨別到這一點。據他的調查，這類的火山，計自「屈茭」各山起到「施嚕美啞」各山止，自臺灣南澳迆東各山起到迆南各山止，所在皆有。但在淡水、奎隆（基隆）之西、金包里、大有港和靠近艋舺的地方卻有真火山。真火山皆有湯泉，產硫磺。他還把親往金包里和大有港勘查硫磺產地的情形和臺民偷制硫磺的方法一一列入報告書中。
關於樟腦，李讓禮最欣賞臺灣人製造樟腦的方法，他認為比當時日本人所用的方法巧妙得多。他曾把臺灣制樟腦的爐灶繪圖附說，列入報單。這個中文譯本裏雖將原圖略去了，卻還存有圖說。除樟木可制樟腦之外，他又搜集了許多種臺灣木料，寄給美國的博物院，並且分別說明每種木料的用處。
本書第三部分敘述商務。除論及臺灣、廈門兩海口應建燈塔和釐金稅則應該減輕之外，以記載廈門和臺灣通商各口的商務為最詳實，因為其中列了許多有用的表。從這些表中，我們可以知道自一八六七年冬季迄一八六九年秋季臺灣通商各港進出口貨物的種類、貨價和數量，各口進出輪船或帆船的只數、噸數、所載的貨物以及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甚至於何年何月何日那一國的什麼船裝運烏龍茶或坑固茶若干磅開往紐約，都有明白的記載。這不啻是一份九十年前臺灣進出口貿易的報告冊。
本書記載物產和商務的兩部分，是研究臺灣經濟史的珍貴資料。
本書有許多地名，原作者大約是依照各地的土音拼成英文的，譯者又從英文譯成漢字，因此和當時通行的地名不相符合。雖然知道「奎隆」就是「基隆」，「板寮」就是「枋寮」，但還有許多地名和番社名難於認識。這是閱讀本書的一個困難。本書載有不少富於經濟史料價值的表，但其中有若干數目字，彼此相加起來，並不能與總數相符，大約是抄寫的錯誤。這是應用本書資料的又一個困難。關於這些地名和數目字，只得一仍其舊，不敢妄為注改；另有幾個顯然看得出的錯字，我們代為改正了。
此書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抄本，承允錄副印行，使本叢刊增加一種不易看到的書；這是值得感謝的。
「籌辦夷務始末」所載同治六年美國船員被生番戕害一案的那些奏稿，也附錄在本書之末，以供參考。（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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