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科、京畿道前赴考功司面议。事竣开门，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考察。先期传各衙门人员在吏部大堂，以次过堂唱名。其在一、二、三等者，于过堂时，吏唱“应留”二字。过堂毕即定稿，将应留之员，照考语等第，缮黄册进呈。其填注六法者，亦由本内照例议处。奉旨后出榜宣示，一不谨及罢软无为者俱革职；年老有疾者俱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其有年过六十未得一等者，则归老人班，另行引见，或照旧供职，或原品休致，临时候旨。至于引见，则先尽京堂，余则分期分班带领引见。如引见圜出之员，仍再覆带一次。记名后奉旨以道府用者，则由军机处遇缺请简。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其犹行古之道欤。每届封门考察，余充帮印时办过两次。丙午幸厕一等，例应回避，则未之与焉。
有一届京察，余带领老人班。有一钦天监官员（官阶姓名，今已忘矣），年报九十五，精神强健，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及引见，背诵履历，一切如常；惟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御前侍卫即欲下阶干涉，余以全力急掖之而退。是日奉旨，仍准照旧供职，可谓天恩高厚矣。盖此辈所以恋栈者，为靠俸米以养余年也。当时政尚宽大，每届勒令休致者甚少。此老人于次日，即步行出城，到铁门寓所道谢，亦感激余一掖之力也。
德宗性甚急。有一日，带领京察笔帖式引见。先期宫门抄传，明日寅正看版（祭祀前日看祝版）。大家以为，引见必在寅正看版之后。余以掌印须先预备，乃于丑正往，而到外朝房时，徐荫轩尚书敬止斋侍郎已到，正在着急，曰：“太监已来催两次，说是今日先引见，再看版。大家皆拿定时刻，不肯早来，如何是好？”余曰：“姑且进内再说。”迨入东华门一查，引见者却到得不少，而带领引见者，并无一人。所幸者，当小差事之笔帖式尚有几人。余乃勉强分派，向之两人带一班者，今只令一人先管一班，到临时再行腾挪。甫就绪而皇上升殿矣。黑暗之中，十分迁就，好在引见者均是京官，情形熟悉，故得敷衍了事。当甫入东华门时，茫无头绪，余一人奔驰乾清门及东华门内外，路约数里，往返数次，气喘而肠似欲绝，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后悟当日老人班老人过门一蹲，其苦况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假借，否则参案随之。忆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员已过堂，即日须咨送部院汇题矣。乃掌院忽闻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经被参，意欲易人。麟、徐两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约余一人前往。时已申初，寒暄数语，即提及翰林院京察：“我们意欲临时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闻已过堂，如何复议易人？”麟曰：“过堂究未宣布，岂能不容我们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系真知灼见，宁能于一二日之间，忽有游移。况过堂虽未将等第明白宣布，而填注考语，等第分明，书吏岂有不知？书吏知之，即与公布无异。若要更改，须指出事实方可，若以意为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颇有窒碍，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为某人被参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闻。究竟有无其事，尚不可知，且即有之，查办是否得实，亦未可知。若仅据传闻，即将一等换人，将来更多窒碍。”徐曰：“保人本要慎重，临时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时而言，今既过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规避，何得谓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后，过数日，又闻一等内复有被参者，岂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谈移时，终不能决。时已上灯，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见度之，今日咨文必须送部。将来其人如果被参获谴，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参，则两位中堂应照滥保例，降二级调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为降留，或改为革留。若必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则‘规避’二字完全私罪，例应革职，即或加恩，将何以自解？况京察只按目前资格，分别等第，本无从徇私，若必强用手脚，是无私而为有私矣。请两害相权可也。”两中堂均以为然。乃传呼院役，即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骑出城。后来鄂人参案亦不见明文，但引见时不记名而已。可见当时部院办事何等郑重，岂能遇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则谓之大计，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届时吏部题请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出考，缮具履历清单，咨部汇题；其运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抚将应举应劾之员分为二本，送内阁具题。奉旨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题覆。其得卓异者，由部调取引见，所拟旨意，则定以加一级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员则由部分别开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绩之意，但奉行日久，举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当去职，而举者候升只成空话，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过卓异两次，在苏州得过一次，自系老守资格，但三次俱未引见，并“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覆电到，谓却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仿。鲁到部，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开矣。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盖隐刺其事也。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参开缺。当日御史未尝无威，且专制时代，军机亦未尝无权也。
状元三年一人，本无足奇，而俗每羡慕之。状元拜客、散殿试卷，博人欢迎，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某科某状元到沪，拜客游宴，不免轶出范围，经御史奏参，奉旨查办，交部议处。时考功掌印为盛蓉洲前辈（植型），帮印为李小砚前辈（端遇）。掌印意在保全。谓例无专条，难以重处。李曰：“挟妓饮酒，照例革职，有何难办？”盛曰：“查办覆奏，无挟妓字样。游宴二字，何能遽断为挟妓？”李曰：“无论如何，不议以革职，我不画稿。”争论数日不决。有一日，余到宝师宅画稿，谈次，师告余曰：“汝考功司掌印帮印，因状元事闹意见。汝以为何人有理？”对曰：“帮印亦不能谓之错。”师曰：“司官之有掌印帮印，原以互相牵制。帮印如果执简而争，堂官亦无如之何，况掌印乎？且帮印说此人有玷清班，不足顾惜。”言之亦自成理。但开国以来，二百余年，未曾办过状元，大家为欲顾全朝廷体面，却非有意徇私。惟我是管部，诸事应让正堂主持，初无成见也。余当时未得帮印，不便自惹是非，到司后不复提起。不知后来如何调停，乃援私罪不应为而为，事理轻者，罚俸九个月，加等，议以降一级留任，而状元保全矣。事后，余与戴艺甫（锡钧）在司戏言曰：“不应为而为私罪，律有两条：不应重者，降三级调用；不应轻者，罚俸九个月。今议由不应轻加等，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轻，谓之不应中可也。”李闻之大叫曰：“汝不要奚落我，我未当掌印，算我倒运便是；然议到降留，尚是顾全帮印面子，有何理可说！”李系山东人，素性戆直，此次之争，清议多韪之，后升太常卿，叠掌文衡，未必于此事无关系。当时朝中大官，实为状元二字所迷，成此谬举。及今思之，有清爱惜状元，可谓仁至义尽，蔑以加矣。
从前劳绩保举之案，必交部议奏，部必照例准驳；督抚仍顶奏乞恩，如仍交部议奏，部必仍驳之；若再三陈请，得旨著照所请奖励，部便不驳。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仍应请旨更正者，则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当国，时孙文恪颇用事，意欲裁抑部权，凡遇保案，多有特旨迳准者，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竟批云无庸更正，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适当其冲，乃以覆议御史屠（仁守）处分过于轻纵，交都察院议处，而卢落职矣。枢臣之意，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何独于此案从宽：？且卢、屠均系鄂人，显是袒护同乡。如此口吻，直迁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冲突，不过暗中风潮，不数时而渐平息。盖其时朝纲整肃，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案初到部，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毫无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余员，少亦数十员。决以二三时，亲手批定，如有舛错，再由同人检校一次。绝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耽搁时日。其有被驳者，每因声叙不明，或被本员蒙报；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坚请异常劳绩者。文牍往来，徒滋繁渎，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通行各省，详晰说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极速，书吏虽写信撞骗，时间亦来不及矣。
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或数两，或百数十两，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而最重者，则卓异引见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其余则补缺一事，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补缺合例与否，万难高下，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着手也。”
部吏作弊，无非撞骗。有一年，同月出有知县六缺，应行制签。中有广东二缺，云贵二缺。部吏乃向候选者索贿三千金，谓可选广东；如不花钱，定选云贵。有一候选者，乃文选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制签那能作弊？何人索贿，我可办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对第二人言，言则定选云贵；汝千万勿坏我事。若选云贵，盘费亦需三千，我非花钱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询之同候选者再说。”其戚曰：“渠云不可与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谓曰：“吏非尔亲，何独厚于汝，使汝花钱？”其戚乃询之同候选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选广东。乃恍然大悟，其为土地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之伎俩也。
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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