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拥护爱戴而尊敬仰慕他，都希望让他做君主，这难道不是善辩明智之士所期望的吗？”应侯说“：是的。”蔡泽又说“：位居富贵显赫荣耀，治理一切事物，使它们都能各得其所；性命活得长久，平安度过一生而不会夭折；天下都继承他的传统，固守他的事业，并永远流传下去；名声与实际相符完美无缺，恩泽远施千里之外，世世代代称赞他而永不断绝，与天地一样久长。
这不就是上天降给有道德的君王的祥瑞征象，以及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对的。”蔡泽说：“如果落得个像秦国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那样的结果，您愿意吗？”应侯知道蔡泽要用这些话来堵自己的嘴，从而说服自己，便故意狡辩说“：为什么不可以？那个公孙鞅侍奉秦孝公，终身没有二心，一心为公家而毫不顾念自身；设置刀锯酷刑来禁绝奸诈邪恶，切实论赏行罚以达到国家太平；他推心置腹，坦露真诚，身受全国的怨恨毁谤；虽然欺骗了老朋友公子..，夺取了他的军队，但却安定了秦国，使全国百姓都蒙受利益。
最后为秦国俘虏了敌将，打败了敌军，开辟了千里的土地。
吴起侍奉悼王，他不让私情妨害公事，不让谗佞小人掩蔽忠良义士；不听信苟且附合的话，也不相信苟合谄媚的行为；绝不因为危险而更改自己的行为；为了实行正义，不怕大家的责难。
这都是为了要使主上称霸，国家富强，所以不躲避任何灾祸凶险。
大夫文种侍奉越王，即使在主上受到穷困羞辱的时候，他还是竭尽忠诚，毫不懈怠；即使在主上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还是竭尽才能辅助主上，而不离开；等到帮助勾践雪耻复国，成功以后，却一点也不骄矜自负；处在富贵的地位上，却一点也不骄傲怠慢。
像这三个人，他们的行为，正是义的最高表现，忠的最高操守。
所以君子为了大义赴死难，就会勇往直前，视死如归。
正因为人活在耻辱的环境里，还不如死了以后受到人的尊敬，享受荣耀的好。
士人本来就有牺牲生命，来成就自己的声名的。
只要是有大义存在，即使死了，也毫无怨恨。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蔡泽说“：君王圣明，臣子贤能，这是天下的大福；国君明智，臣下正直，这是一国的福气；父亲慈爱，儿子孝敬，丈夫诚实，妻子忠贞，这是一家的福分。
所以比干忠诚却不能保住殷朝；子胥多谋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可是晋国大乱。
这些都是有忠诚的臣子、孝顺的儿子，反而国家灭亡、大乱的例子，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没有圣明的君王和贤良的父亲肯听从他们的劝导。
所以天下人都把他们君父的所作所为，看作是一种耻辱，而怜悯他们的臣子为了尽忠、尽孝，却反而遭到被杀、被放逐的命运。
现在，像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为人臣能够尽忠，这是对的。
但是他们的君王只想称霸天下的思想却是错误的。
所以世上的史记人批评这三个人虽然能够建功立业，却没有恩德流传后世。
难道他们真希望这样不遇明主而死吗？如果一定要等到死了以后，才可以留下忠诚的美名，那么微子也就不值得被称为仁人了，孔子也就不值得被称为圣人了，管仲也就不值得被称为伟大了。
一个人建立功业，难道不希望完成吗？如果能够保全生命，又能够赢得美名，这是最成功的；声名可作后世典范而自身性命不能保全的，这是次一等的；名声被人诟辱而自身性命得以保全的，这是下等。”说到这些，应侯称赞他讲得妙。
蔡泽趁热打铁地说“：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身为臣子竭尽忠诚建立功绩那是今人仰慕的。
闳天事奉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也是竭尽忠诚极富智慧吗？按君臣的关系而论，是商鞅、吴起、大夫文种那样关系好呢，还是闳夭、周公这样的好呢？”应侯说：“商鞅、吴起、大夫文种比不上闳夭、周公。”蔡泽说“：既然这样，那么您的人主慈爱仁义，信用忠臣；厚道诚实不忘旧情；他贤能智慧，跟那些有才能明大理的人士关系极为密切，情义深厚不背弃功臣。
在这方面比起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怎么样？”应侯不便回答，就说：“不知道怎么样。”蔡泽说“：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是超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的；您施展才能，努力替人主解决危难，整治国家，平定叛乱，增强兵力，排除祸患，消除灾难，拓宽疆域，增种谷物，富民强国，加强人主的权力提高国家的地位，显示王族的高贵，天下诸侯没有哪一个敢于侵凌冒犯自己的人主，人主的威势压倒一切诸侯，震动海内四方，功劳显扬于万里之外的地方，声名光辉灿烂，流传千秋万代，在这些方面您比起商鞅、吴起、大夫文种来怎么样？”应侯说“：我比不上。”蔡泽说“：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不忘旧情比不上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而您的功绩和受到的信任、宠爱又比不上商鞅、吴起、大夫文种，可是您的官职爵位已极其高贵，私家的富有远甚于他们三位，而自己不知引退，恐怕您遭到祸患要比他们三位更惨重，我私下替您感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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