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而《毛诗》遂受最后之清算。
（四）所谓《礼经》，在西汉初只有高堂生、徐生两家。其后武帝至宣帝时，有后（苍）氏、大戴氏（德）、小戴氏（圣）、庆（普）氏之《礼》，是为《礼经》的今文。但以后又出现了《仪礼》、《周礼》、《礼记》，是为“三礼”。“三礼”自郑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义以后，亦俨然成为圣经，而汉初《礼经》遂废。
《周礼》，多数学者皆以为刘歆伪作，为西汉末之著作。但亦有谓为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谓《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郭沫若谓为“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
《礼记》，《汉书·艺文志》已经注明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然则《礼记》即《小戴礼》也。但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礼记》之成，盖在东汉时。
《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说。姚际恒《仪礼通论》有云：“《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又云：“《祝词》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又云：“前后多观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
（五）《春秋》，可以说是一部编年的“春秋”史，但这部书，过于简单。如果没有传，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后来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但这三传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在西汉初，只有《公羊传》一种。不久《谷梁》出来，《春秋》遂有两传，是为今文《春秋》（一说《谷梁》亦系伪古文）。西汉末，古文《左传》出现，于是《春秋》才有三传。东汉时，三传同行，《公羊》为盛。六朝后，《公羊》、《谷梁》同废，《左传》孤行。至于唐代，啖助、赵匡之徒，力诋三传，于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以后，学者多撰新传，而宋人胡安国之传，在明代立于学官，至是三传皆废。至清代，学者始再复三传，但以《公羊》为盛，而《左氏》、《谷梁》不振。今《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并录。
《公羊》为今文，似无可疑，《谷梁》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义理乖戾，文辞不通。近人张西堂以此而疑其为汉人伪作。至于《左传》之为西汉末的伪书，刘逢禄在其《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辨之甚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亦谓《左传》乃刘歆分《国语》之大半，再缀拾杂书而成。故《国语》之所略者，即《左传》之所详；反之，《左传》之所详者，亦即《国语》之所略。此外，《左传》中，常杂有战国时代的辞句，如“不更”、“庶长”、“腊祭”等战国的官名或制度，由此而知《左传》之成书，乃在西汉之末。
（六）《论语》，是孔门弟子所记之孔子的语录。西汉初有齐、鲁二家，《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是为今文。西汉末，又出现古文《论语》。古文《论语》与今文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把《鲁论》的二十篇变为二十一篇，即将《鲁论》之末一篇“尧曰”分为“尧曰”与“子张”二篇。自张禹合《齐》于《鲁》而《齐》、《鲁》相混，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文《论语》，于是真伪不辨。今《十三经》中之《论语》，即今古文混合以后的《论语》。
（七）《孝经》本是汉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书，但亦有古文。古文经与今文不同者，即今文为十八章，古文则分为二十二章。《孝经》之伪中出伪，不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于西汉末叶；第二次，出于隋之刘炫；第三次，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集中）。郑玄注《孝经》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郑注微；至宋初，郑注遂亡。今《十三经》中的《孝经》，是唐注本。
（八）《尔雅》，本是秦汉时代的一部名物辞典，与圣道并不相干。其出现在平帝时，又有与《毛诗》、《周礼》训诂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谓此书为刘歆伪撰者，但我以为刘歆没有理由伪撰此书。
总上所述，我们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经》，其中除《尔雅》、《孟子》以外，都有伪古文。此种伪古文经，大多数出于西汉之末，但亦有出于东晋者，如《尚书》；更有出于隋代者，如《孝经》。然而皆谓为圣人的真经，这样，就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了。
以上我简略地说明了群经的今古文之分，产生的时代及其演变的源流。从这里，我们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经》中，除《尔雅》、《孟子》外，其余或全为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们既从群经中辨别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真、古文皆伪呢？不然。这里所谓真伪，只是今文经对古文经而言。因为古文经对今文经作伪，所以说古文经是假的，今文经是真的。实际上今文经中也有伪文，古文经中也有真史。
例如今日被证实为今文经之《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十八章，并非古人自己的记录，而皆为周、秦间学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真为古代的实录，亦有儒家托古的伪作。有西汉时加入之篇，如《书》之《泰誓》，《易》之《说卦》等。此外甚至有全为汉人伪撰之书，如《孝经》。他如《尚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近人亦有疑《洪范》、《梓材》、《胤征》、《康诰》者），《论语》中之后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子张》），都是后人的伪作，固不能因其为今文而即认为真史也。
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而且完全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即辩护王莽改制。这种说法，未免过火。假如刘歆真能一手伪造群经，则他不仅可以称圣人，而且可以称为超圣人了。
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虽为《春秋》古文，但其所记，为《春秋》的史实，而且纠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错误。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是古文，但其所录，为西周、春秋的诗歌。只要我们不为那种武断《诗》的时代、歪曲《诗》的本义之《毛诗序》所蔽，则《毛诗》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周礼》虽伪，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认为战国史料。《孝经》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人的伦理观念。古文《尚书》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末叶对古史的传说。关于这些，我们又不能因其为古文而遂认为伪史也。
至于群经中间关于没有文字时代的记录，如虞、夏之文，不论其为今文，为古文，为西汉人所伪，抑为东晋人所伪，说是真的，都是真的，因为都是记录传说；说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都不是古人自己留下来的记录。故关于虞、夏之文，只要有考古资料做根据，无论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为旁证。
其次说到诸子。当作史料看，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记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会内容的记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
诸子和群经相反，不但没有被尊为圣经，而且在儒家学说的教义独裁之下，被指为“异端”，为“邪说”，为“奸言”，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辞”。即因如此，所以也就没有蒙上神秘的云雾。虽然如此，诸子之书，派别分歧，真伪杂出，所以一提到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的流派，战国时即有著录。
《庄子·天下》篇所举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获、已齿、邓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附桓团、公孙龙）。
《尸子·广泽》篇所举者有六家：曰墨子（即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即田骈），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举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天论》篇所举者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举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
《韩非子·显学》篇所举者两家：曰儒，曰墨。“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于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于墨分为三派，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此外并附有宋荣子曰：“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
《吕氏春秋·不二》篇所举者十家：曰老耽（聃），曰孔子，曰墨翟，曰关尹，曰子列子，曰陈骈（即田骈），曰阳生（即杨朱），曰孙膑，曰王廖，曰兒良。
以上诸书，皆系战国时代的著作，其所著录，当系时有其人（唯皇子、料子、它嚣无可考），实有其学。关于上述诸家，据近人考证，除孔子、史鰌、邓析为春秋末年人外，余均为战国时人。即孔子的学说，经其门徒纂集，其成书，当亦在战国时。在这里，只有老子的时代，近来成为问题。以前，皆以老子为孔子的前辈，晚近梁启超著《论老子书成于战国之末》一文，辨证《老子》是战国末年的著作，我同意这种说法。所以诸子之书，大概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在上述诸书中，我们只能看到个别的叙述。虽其中亦隐约可以见其流派，但并无整然之划分。自刘歆《七略》，创为九流出于王官之议，班固因之以作《汉书·艺文志》，于是诸子之书别为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阴阳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纵横家，曰杂家，曰农家，曰小说家。本为十家，而又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盖以此而符合于刘歆之所谓九流也。
按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显系后起之义。不但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看不见此说之踪影；即汉初《淮南子·要略》论诸子的学说之起源，亦无此说。《要略》之言曰：
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谬），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
《要略》所论，虽不必尽对，但在原则上，他认为诸子学说的兴起，都是时代的产物，这是很正确的。
关于诸子学说的渊源，这里不及多说；这里要说的是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真伪问题。
据《汉志·诸子略》所录，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书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见。唯《汉志》所录，不限于先秦诸子，汉人的许多著作，也著录在内。而且其中伪托之书，占最大多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志》中竟录有黄帝、神农、风后、力牧等神话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论《汉志》所录，是真是伪，而其所录各书，大都皆已亡佚；今所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而且这十之一二的存书中，还有很多伪书。先秦的著作，实在屈指可数。
据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所列，《汉志》所录，儒家之书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孙卿子、贾谊、董仲舒（即《春秋繁露》）、《盐铁论》、刘向所序四种之三（《新序》、《说苑》、《列女传》）、扬雄所序四种之三（《太玄》、《法言》、《州箴》）。道家之书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仅存者三家，即《老子》、《庄子》、《管子》。法家之书十家，已佚者八，仅存者二家，即《韩非子》、《商君书》。名家之书七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二家，即《公孙龙子》、《尹文子》。墨家之书六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一家，即《墨子》。杂家之书二十家，已佚者十八，仅存者二家，即《吕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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