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中所载的史实、制度及事物考查。如书中出现著者所不及见之后代的史实、制度及事物，则其书即使非全伪，亦曾为后人所窜乱。例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出现了“三年之丧”，故知为儒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作品。《禹贡》的贡物中出现了“璆铁”，故知非石器时代的作品。《山海经》中有汉郡县名，故知非伯益所作。《月令》有秦代太尉官名，故知非周公所作。《管子》记毛嫱、西施，《商君书》记长平之役，其人其事，绝非管仲、商鞅所能见，故知非管、商所作。至于《史记》中出现昭、宣、元、成间事，则更为明显之窜乱。此外，前人之书引用后人之书的文句者，其书亦必为后人伪作，如《古文尚书》引《论语》“允执厥中”一语，又引《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危”，故知为儒、道两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伪作。
又次，从书中所表现的思想考查。例如《管子》中有驳斥“兼爱”和“寝兵”的说教，故知为墨家学说出现以后的著作。《列子》中有“西方之圣人”一语，故知为佛教学说输入以后的著作。
用以上的各种方法考查古书，必能辨别孰为真书孰为伪书，孰为真书中的伪文（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孰为伪书中的真文（如伪《孔丛子》中的《小尔雅》一篇）。这样，我们便不仅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而且也知道书的真伪了。
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伪书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而要伪托古人，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不当作周公或商高作，而当作汉初的算术书；《素问》、《难经》不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而当作秦汉间的医书；《山海经》不当作大禹或伯益作而当作汉代相传的古地理书；各种纬书不当作孔子作，而当作战国末年流传下来的神话集成。则这些伪书都有了真书的价值了。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有一个例外，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史前时代的人，尚无文字。没有文字时代的人，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因而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不论是载于真书，抑或载于伪书，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比如《尚书》有真伪，但关于虞、夏之文，都是后人伪托的，真《古文尚书》是汉人的伪托，伪《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托。同是伪托，就没有真伪之分。如果说它们也有分别，那只有记录传说的先后不同而已。
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因为当作假的，则真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是伪托；当作真的，则伪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有或多或少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以为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话，也可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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