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鲜光夫婦探親假是三个星期，现在已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他们在：1976年生的双胞胎，一儿一女，要回北京上小学。说来也巧，他们的双胞胎，与我们的小儿子爱文，是同年生的。他们的双胞胎是1976年11月生的，而我们的小儿子，则是1976年元月生的。
女记者沈天鹅用两天时间，向我和她的夫弟柯鲜明，谈她的广读。博闻与多见。她谈的一些冤案，有些是我知道的，有些是我不知道的，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则完全不知道。自1950年到十万大山以来，30多年了，与沈天鹅相比，我算什么知识分子？连这篇《出身论》都不知道。
甚至连刘少奇、彭德怀、杨献珍、马思聪、老舍、吴晗、罗隆基、浦熙修、陈明远等的冤案始末，仅是略知一二，没有沈天鹅知道那样详尽和全面，我这又算什么知识分子？更有一件事，我是完全不知道，而沈天鹅讲起来是眼含泪水，好像是身临现场。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决定评中国的老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人。结果当得知老舍投入北京太平湖自沉了，根据不能评给去世作家的规定，我中国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亚洲另一个国家的作家。我连这样大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我配称是知识分子吗？不配，不配，最多只能算做半个知识分子。
柯鲜明是我的密友，这时他不顾我的面子，先向他的嫂子后向我说：“天鹅姐，老曹在当年，因妻子有点男女作风问题，一气之下就离了婚，现在，应该重新评论了。根据遇罗克的《出身论》，则不能责怪小化。那个时代，母親为儿女们能读大学，求知识，也只有‘董永卖身’的办法了！到了如今我劝你老曹的思想要放开，要懂得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不能责怪妻子什么的。当时是你劝我，如今我要劝你了。”
鲜明说完这段话，见我的脸发红，便忙着对嫂子说：“你不必问老曹和小化离婚的详细原因，总而言之是离婚了；如今我们大家一起，让他们夫妻复婚就是了。你从北京一回来，小化老师便来看过你，我看你们两位女同志，一定有共同语言。”
当时，小化提出来同我离婚，我是完全同意的，不仅是同意，而且，是真想同坏了我的名誉的妻子离婚。不错，小化在那50年代，不嫌我的出身不好，首先，同我诗书相恋；后来，她的姐姐与我离了婚，她冲破世俗对出身的歧视，同我结了婚。我确实是感激不已。
结婚以来的事实证明，我没有跟夫妻之外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我是忠于她呀！我一直也认为她除了我以外，一定也没有其他男人，她一定也是忠于我的。我真想不到在东山党委调查闻典礼的男女作风问题中，我的小化和柯鲜明的妻子汪文秀，都曾和闻典礼有染。我和柯鲜明真是无地自容：鲜明要自杀，还要我同他一起自杀。幸好我的头脑比较清醒一点，我本人不同意自杀，我也劝止了他，我主张离婚，用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同小化到东山公社，办了离婚手续，领了离婚证。而鲜明的老婆汪文秀不同意离婚，鲜明也就没有离婚。现在事过时移，闻典礼早已被开除了党籍，撤消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回到家里当农民去了，而柯鲜明夫妻则和好如初。当年柯鲜明要自杀的羞愤情绪，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今天鲜明劝我要放开思想，那时候的羞愤情绪不应永远保留。
沈天鹅认为，我和小化有共同的儿女，而且双方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跟别人结婚，所以我与小化的复婚是不成问题的。她便说：“对对，我们大家想办法，让他们两人复婚。”
猪婆婆接着天鹅的话说：“你们不必讲了，大家听我的指挥，我自有让他们复婚的办法。”
天鹅望着丈夫说：“这次你和我探親不但要看望媽媽，你还应该带着我，去看望村邻们。在这春节，带我去向那些老年人拜作”
此时，我便代表小化和我两人邀请他们夫婦和两个双胞胎的儿女，今天下午到我们家里吃年酒。当然我也要接猪媽媽，新年到我家一起吃年酒。我提前告辞，先回去向小化打招呼，准备客人的酒席。鲜明是我的密友，我请他稍后带领北京来的客人到我家里去。汪文秀上午带着她的孩子回了娘家，我就不请了。
小化和我一起准备客人来吃的酒席。我和她两人到菜园里去拔白萝卜、红萝卜、扯白菜、菠菜、大葱、大蒜，挖土豆。这些菜我都种得应有尽有，长得又肥又好。菜园里的菜全是我在林场工作的休息日里，回到家种出来的，我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员，树栽得好，林造得好，种莱对我来说不在话下。春天有春天的菜，夏天有夏天的菜，秋天有秋天的菜，现在是冬天，冬天的菜则是这些白菜、萝卜、芹菜、大葱、土豆等等。
我与小化去了菜园，猪媽媽一个人先到了我家。当我拿着菜进房屋的时候，见猪媽媽正同甜媽媽在研究着什么。熟悉三国故事的猪媽媽，好像是在向甜媽媽口授锦囊妙计，表现出一种临阵前的指挥姿态。当然，我不会管这些事，由之任之。
爱国。爱林带着爱文到一些親戚家拜年去了，今夜不回家。今夜就是我。小化和甜媽媽，招待北京来的客人。小化主厨炒菜，我在灶下烧火。
时间还早，春节期间的夕阳，在这时候照红了半边天。轻如白纱的云片，变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