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
他愕然地呆立着，一时竟不知所措。
女人从他手中夺过手枪，披上裘皮大衣，返身跨进暗门，扭过头冷冷地说：“先生，你要的货全在外面的箱子里。我真诚地祝你成功，但我也真诚地告诉你我的感觉，你不像一个中国人，你也不可能成功，再见。”
高大的双面玻璃镜又悄无声息地恢复了原状。
当他返回卧室，果然见床上有一只黑色硬壳皮箱，打开箱盖，里面放着一架索尼800m.k小型摄像机、一台漂亮的宝利来sx——70兰德照像机、一套质料上乘的西服和一盒化妆品。在箱底的夹层处他抽出了一本日本护照、一张记者证和一张飞往华盛顿的机票。他取过那只外观精美的摄像机捧在手中掂了掂。他知道他所需要的——准确地说是美国人需要的“圣诞礼物”，就装在这架精致的小玩意里。他将利用这只小巧的摄像机和这些证件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一件足以震动整个世界的“新闻”。
2
他本可以在东京停留两天，可第二天一早，他便按计划中的预定方案用特制的化妆品改变了自己的容貌，然后拎着皮箱离开大酒店的套房，急匆匆赶往机场。促使他匆忙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他讨厌别人的窥视，也憎恶这个国家。在这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唤起他记忆中的耻辱，都会使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自卑。那个日本娘们儿说得对，从根子上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算不上一个纯种的中国人。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大和民族的血液，在他身上也几乎到处都能发现日本人的特征：身材矮小，四肢粗壮，大脑门，圆鼻头，高颧骨，小眼睛。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像母親。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母親很美，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苏杭美女，正因为她有一副迷人的美貌，在当年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南京大屠杀中才幸免一死。把母親救下来的是一个日本大住。当两名日本士兵把他母親架到日本大住面前时，大佐已用指挥刀砍了三十七个中国人。
“血糊糊的东洋刀在头顶上停了半晌，可楞没往下砍。”多年后，母親仍胆战心惊地向他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已经吓得昏死过去的母親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两名日本士兵押到了大佐的住处，当了一名女佣。
十个月后，母親生下了他。这时大佐已率部转战他方，杳无音讯……
母親是在鬼子投降那年同后来成为他父親的守门人结的婚。他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四个弟妹的哥哥了。虽然家境贫寒，他却有幸进入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是英语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英国神父曾想把他送到伦敦的皇家学院深造，但继父不答应，母親也不舍得。在他们看来洋文学得再好也不能顶饭吃，更不能挣钱花。为了给贫困的家庭减轻点负担，增加点收入，他只好辍学。先背着破麻袋，拎着铁扒子走街串巷拾破烂，后来又进了继父守门的那家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尽管没人知道他母親的遭遇，也没人了解他的身世，但父母卑微的职业使他时时感到一种被人歧视和嘲弄的耻辱。他从小就仇视那些趾高气扬的权贵子弟，更仇视那些容光焕发的当权者，甚至仇视整个社会。他渴望有一天能把这令人厌恨的世道打得稀烂。
这一天还真让他等到了。
1966年盛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他由一名微不足道的翻砂工一跃成为威风凛凛的“造反司令”。戴着鲜红的袖标，举着火红的大旗，高呼着“造反有理”等最高指示，把厂长、书记统统拉上批斗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统统赶出豪华的住宅，让这些权贵们的公子小姐也走街串巷去扫厕所。去尝尝做下等人的滋味。他以高昂的革命[jī]情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带领造反战士张贴大字报，召开批斗大会，查抄黑帮分子的老窝，砸毁一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他像一个复仇的勇士，一只冲出囚笼的猛虎，尽情宣泄着多年淤积在胸中的愤恨，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挥着墨笔在币长肥胖的脸上打叉，握着剪刀把市委书记花白的脑袋剪成标准的隂阳头，他可以坦然自若地在市委大楼的会议厅里睡觉喝酒，同王洪文、陈阿大等风云人物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慷慨陈词。在王洪文指挥的攻打柴油机厂保皇派的战斗中，他率领“工总司”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子弹把腿肚子穿个大洞仍不肯下火线，被张春桥称为“红色政权的钢铁卫士”，由王洪文介绍入党，并受到文革旗手江青的親切接见。使他终身难忘的是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经王洪文作媒，他在锦江饭店同一位漂亮的芭蕾舞演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三个月后，妻子便为他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女儿，三十得子，仕途得志。面对命运之神洒下的灿烂光环，他真诚感谢崭新的时代，他几乎每天都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哼唱着那支曾响彻神州大地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如果文化大革命真像他歌颂的那样继续好下去，那他的前程将光芒万丈，无法估量，他必将成为时代的英雄，他的名字必将载入史册。但历史并没按他的意愿走下去。“四人帮”垮台了！
当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正在非洲丛林中的一个训练营地。离开家人和祖国已经一年多了，他之所以会到这里来，完全是由于王洪文的信任和器重。一年多以前，已升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工总司总司令”把他叫到北京，告诉他经最高统帅批准要在全国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警察部队。“我早看透了，”年轻的副主席一边喝着酒一边激奋地说：“军队靠不住。那帮老帅呀，老将啊，根本不听我的。要保江山，要干大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枪杆子，等把这支武装警察的队伍拉起来，我还当总司令，你当特警部长。在咱们这帮子人中，就你会咕噜外国话，当年蒋介石有戴笠，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你就是我的戴笠和捷尔任斯基。”
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副主席的厚望，按照王洪文的指示，他親自带领一批精心挑选的骨干到国外学习培训。他们先后考察了好几个世界闻名的“革命组织”，如“黑九月”、“红色旅”、“赤卫军”等，向这些专门从事红色恐怖的勇士们学习密码通讯、跟踪窃听、枪击爆炸、暗杀绑架。就在他学满业就，准备回国大显身手之际，“四人帮”却垮台了，“总司令”成了阶下囚，他的“特警部长”自然也就成了黄粱一梦。不久，国内发来急电，要求他立即回国，另有任务。他什么也没说，把带出来的那些骨干全部送上飞机，自己却撕了机票淹没在异国他乡的茫茫人海。他明白回国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不是傻瓜，也不会干飞蛾投火的蠢事。几天后，他辗转来到波恩，找到了梅茵霍芙集团的首领巴德尔，恳求加入这个组织。巴德尔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历史教授，1968年他和情人梅茵霍芙煽动一伙狂热的大学生组建了一支革命组织“青年近卫军”，声称要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他们摧毁的第一个目标竟是梅茵霍芙的丈夫，“新左翼”杂志《混凝土》的主编迈克米·鲍曼。长着一双栗色大眼睛的梅茵霍芙親自带领十名“近卫军战士”冲进自己的家，砸烂了所有陈设，用大铁钉将丈夫倒钉在墙上，用鲜血洗手宣誓，并把这一残杀过程拍成录相带寄给电视台。接着，他们又用同样的手段在三天之内暗杀了两个财团要人和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这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梅茵霍芙和巴德尔名声大震，很快就成为西德乃至整个欧洲的新闻人物，也成为警察通缉追捕的要犯。许多报纸电台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报道着他们的行踪和秘史。尤其是年轻漂亮的梅茵霍芙更是记者们追踪采访的热点。她的全名叫乌丽克·梅茵霍芙，是一个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工程师的女儿。她不仅容貌美丽，秉赋也极高，通古博今，能写善辩，24岁便成为法兰克福大学一名出色的讲师和颇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她认为只有在[ròu]体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才能摧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她近乎疯狂地采取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在全国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1976年8月，梅茵霍芙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被炸身亡。她死后，巴德尔及其同伙在德黑兰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前来给她送殡的人竟多达数万。为了纪念她，巴德尔将“青年近卫军”改名为“梅茵霍芙战斗兵团”。
作为王洪文选任的“特警部长”，他对这个组织自然不会一无所知。在出国考察学习期间，他曾两次赶到波恩同巴德尔秘密会晤，他不仅观看了大量记录该组织恐怖行动的录相带，还参观了他们制造“斯大林糖丸”的秘密据点。这是一种外形像巧克力豆一样的微型炸弹，如果吞进肚子里，在三天后仍可以引爆，其威力绝不亚于一颗重型炸弹。他很欣赏梅茵霍芙战斗兵团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和残酷无情的规矩。但他绝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和规矩才使他毅然投奔巴德尔。
“你是我親密的朋友，我真诚地欢迎你的到来。”巴德尔微笑道：“不过，你也知道我们的规矩。”
他冷冷地望着对方：“说吧，让我什么时候行动？”
一当然是越快越好，我相信这种考验对你来说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续。”巴德尔递给他一杯香槟酒：“祝你成功。”
他把酒杯放下，转身出门。
一小时后，他神色坦然地返回巴德尔的办公室，伸出被鲜血染红的双手晃了晃，端起酒杯慢慢品尝着。
巴德尔疑惑地望着他：“但愿为你洗手的不是一名流浪汉。”
他起身拧开电视机，屏幕上的女播音员正用微微颤抖的声音播发一条新闻：“……30分钟前，在马尼拉大街圣保罗歌剧院前发生一起谋杀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56岁的人民党参议员沃尔斯携夫人看完演出走出剧院时，被混在人群中的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开枪打死。据目击者证实，凶手是一名矮个子的亚洲人，他用沃尔斯的鲜血洗过手才逃离现场，由此可以断定此人是梅茵霍芙集团的成员，目前警方正追捕凶犯……”
巴德尔满意地重新为他的杯中斟满酒。
他把三根沾满鲜血的手指伸进杯中揽了搅，碧清的酒液顷刻变得一团殷红。
巴德尔又神情肃穆地递给他一张梅茵霍芙的照片：“朋友，祝贺你成为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名新兄弟。”
“谢谢。”他接过照片，装进贴身的衣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从此，他便开始了一种动蕩、刺激和充满血腥味的“革命生涯”。他就像一只孤独、残忍、充满复仇慾望的野狼四处游蕩，寻找着一切可以宣泄仇恨的目标。在奥格斯堡繁华的大街上他和梅茵霍芙集团的弟兄们绑架了工业巨头汉斯·马丁·施莱叶，当场打死四名保镖，在和警察玩了43天“捉迷藏游戏”后，又将施莱叶开膛洗手；在罗马的光天化日之下，他配合“红色旅”的战士绑架了由众多保镖护卫的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随后又同追捕的警察打了五十五天的“城市游击战”，才用五十五发冲锋枪子弹把瘦小的莫罗打成一团肉泥；在马德里和开罗，他参加了暗杀西班牙和约巴总理的行动；在危地马拉和苏丹，在墨西哥和奥地利，也都留下了他的战绩。正是靠着这些辉煌的战绩，他赢得了傲慢的白种人的敬畏，很快成为梅茵霍芙大家庭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但他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没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都在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和家人的命运。可他得到的总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昔日一同造反起家的战友纷纷被罢官撤职、被捕人狱；原先批倒斗臭的“反动权威”“走资派”又纷纷卷土重来，上台掌权；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四人帮”将要被押上法庭公开审判。他的家人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被从豪华的住宅中驱赶出来，又搬回到破烂的大杂院里的小平房；年迈的母親难以承受厄运的打击自杀身亡；嬌小的妻子虽然宣布和他划清界线并办理了离婚手续，却仍然被芭蕾舞团开除，到一家做鞋垫的街道工厂挣钱糊口；幼小的女儿呢，也一定早已离开那所优越的上等学校，在人们的嘲讽辱骂中到处流浪……这些消息，这些情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撕扯着他的心，使他疼得发抖，恨得发狂。他完全成了一个无国无家的浪人。悲哀和绝望，越发加剧了他的疯狂的仇恨，他明白给自己带来这些灾难，把自己推人这种绝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所熟悉的和憎恨的“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两次打倒的“头号走资派”，竟然很快地否定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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