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月27日。华盛顿。
“女土们，先生们，本次航班已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飞机开始降落，请各位系好安全带。谢谢您的合作。”
航空小姐的声音使昏昏慾睡的乘客都振作起来，机舱内先是一阵轻微的騒动，随即又宁静下来。平谷三九郎喝尽杯中的香棋酒，把塑料杯连吃剩的斯堪的纳维亚式拼盘一同塞进面前的食品袋中，很认真地系好安全带，扭头朝机窗外望去。机翼下的华盛顿就像一片堆砌杂乱的儿童积木，密密麻麻，光怪陆离，方尖形的华盛顿纪念碑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格外引人注目。“我将在这里建起第二座纪念碑。”他忽然萌发了这样一种崇高的念头，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又在心中油然升起。
5时20分，蓝白两色的麦道m——28型宽体客机在华盛顿机场六号跑道徐徐降落。几分钟后，他已拎着黑色旅行箱站在机场海关大厅中。同时到达的还有两架非洲和西欧的国际航班，各种肤色和服饰的旅客在入境检查口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他朝四周扫视了一眼，即刻发现整座大厅处在严密的戒备和监控之中：悬挂在厅柱和屋顶上的高频摄像机亮着黑森森的镜头不停地转动着；几排佩戴短枪的武装警察像一尊尊雕塑背手叉腿站在高大的玻璃窗前；身穿裙式制服的海关小姐和年轻的侍应生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或帮旅客推拎行囊，或搀扶老人，动作和表情都显得夸张的热情和親切。他猜想这些人十有八九全是特工。在出口处，几名海关人员正仔细而温和地查验每一个入境旅客的携带物和证件；一名身材高大的白人坐在旁边，在他面前的金属三角架上摆着台摄影机式的仪器，当旅客停下来接受检查时，他便调整着操作杆进行“拍摄”。他发现在另外三道出境口也都有同样的“摄影机”在进行同样的“拍摄”。平谷三九郎像只看见套央的老狼立时警觉起来，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仪器，但显然是在探测一种东西，一种用肉眼难以发现的“危险品”。他正迟疑的当儿，一个戴着小黄帽、套着黄背心的黑人清洁工走到他面前。“先生，需要我效劳吗？”
他打量着来人：“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清洁工扬起一条黝黑的胳膊朝大厅一侧指了指。
“你能为我拎一下皮箱吗？”
黑人小伙子望着他点点头，接过皮箱，随他走进洗手间。
他方便完，洗过手，将一张十元的美钞[chā]进清洁工的黄色背心内。
“谢谢您。”小伙子咧嘴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他并没有急于要过皮箱，而是把尚有些水渍的双手伸到烘手箱下，一边让热呼呼的暖风吹拂着，一边用生硬的英语不满地说：“你们美国机场的效率太低了，连入境检查都要排长队。”
清洁工讨好地附应道：“您说得对极了。”
他笑了笑，漫不经心地问：“我不明白，那帮‘蠢猪’为什么要给每个旅客拍摄？”
“不，那不是海关的人。”黑人清洁工自得地压低嗓音：“以前我从没见过他们，一定是情报局和调查局的，听说是在搜查一种微型炸弹，有人又要暗杀总统。”
“哦，是这样。”他真想再赏给黑人一张美钞，甚至想托他把“东西”带出机场，但他立即就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当他拎着皮箱走出洗手间时，已想好了该怎么做。
他推着一辆轻巧的小推车来到行李自动输送台前。几十名神色疲惫的旅客坐在输送台两侧的皮椅上正等候领取随机托运的物品。他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目标，在一个穿高领鹿皮夹克衫的小伙子身边坐下。对方一头灰黄细软的头发和深四碧蓝的眼睛都告诉他：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尔曼人。果然，在小伙子脚旁的旅行袋上挂着一张德国航空公司的纪念卡，上面写着：“斯图加特——苏黎世——华盛顿”。
“你好。”小伙子用流利的英语友善地打着招呼。
他点点头，回报一个親切的微笑，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地测览着。他不想开口，免得自己蹩脚的英语给对方留下特殊的印象。他也不能呆得太久，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设想的行动。
他装作一名等候领取行李的旅客急切地等待着下手的时机。时机终于来了。
环形的行李输送带缓缓地转动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一个方向。
平谷三九郎手中的报纸仿佛无意中掉落下来，正落在金发小伙子的旅行袋上。他趁弯腰捡拾报纸的当儿，敏捷地将两粒椭圆形的“糖丸”塞进旅行袋内。随后站起身走到行李输送带前，帮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国老太太将一只鼓囊囊的大皮箱拎到手推车上，又一起推着朝出境口走去。老太太边连声道谢边唠叨着，说她从中国来这里看望分别了十多年的女儿，听说美国又冷又穷，时常有人冻死街头，就给女儿买了一些衣服和两床大棉被。
他笑着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其实，老太太那浓重的乡音差点使他激动得脱口对答。
2
由于手续齐备，平谷九三郎很顺利地通过了海关人员的检查。也许自负的“山姆大叔”太相信自己的仪器了，那些穿着海关制服的“蠢猪”对他的皮箱看都没看就签证放行了。他走出海关通道并没急于离去，而是来到候机楼大厅，在一楼的酒吧间找了个挨近窗口的位置坐下来。他要了杯马提尼酒，边饮着，边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选坐的位置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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