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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凌晨4时。华盛顿。兰利大楼
一阵急促的铃声把特纳从睡梦中惊醒。他像飞行员被弹出驾驶舱，“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赤脚奔到宽大的办公桌前，抓起仍在响着的电话：“喂，我是特纳。”
“老板，海因霍已经回来了。”
“好，我马上去。”他放下话筒，困意顿消。瞧瞧摆在案头的石英钟，已是凌晨4时15分。也就是说他在沙发上已睡了三个多小时。他本来想躺下休息一会儿，所以连台灯都没关，没想到竟稀里糊涂睡着了。他媽的，看来自己确实是老了。难怪布热津斯基当初反对他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曾以此为依据，公开说一个60岁的老人也许能当一名海军司令，但绝不能胜任中情局长。当时他已61岁，对总统安全顾问的这种蔑视他很气愤。不错，他是超过了60岁，可那又怎么样，他仍健壮得像条公牛。可仅仅上任一年多，他便越来越感到自己这条公牛已今非昔比，力不从心了。疲倦、健忘、烦躁、犹豫，这些老年人的症状时常像恶魔一样缠绕着他。有几次他都想向国会递交辞呈，但强烈的自尊心和权力慾又很快吞噬了这些念头。作为一名军人，他很崇尚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不战而退，是军人的耻辱。他是斯巴达克斯，而不是胆小的奴隶，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角斗场上，而绝不允许自己举着双手退下去。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怯懦和悲观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击败这个“敌人”，他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顽强的拼搏。尽管医生们一再呼吁60岁以上的老人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他每天仍坚持长跑五公里。尽管美国交通法规不允许60岁以上的老人单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他每天早晚仍坚持親自驾车上下班，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奔驰在兰利和华盛顿之间的九号高速公路上。他上任不久便下令撤掉了办公室套间内的软床和走廊中的所有座椅，他要求自己和每一个部下，一旦跨进兰利大楼就只有工作，而不是休息。他经常在假日中召集紧急会议；他经常出人意外地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他也经常不回家，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他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每一份批件，决定每一项行动。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老蜘蛛盘踞在兰利大楼的中心，不知疲倦，呕心沥血地编织着一张庞大复杂的丝网。
今天他又没有回家。他在等候迎接可怜的阿瑟·海因霍。
他重新返回沙发旁，找到脱落的皮鞋套在脚上，又整了整有些散乱的头发，精神抖搂地跨出房门。在走廊和电梯上，他遇到几位值夜班的下属。
“老板，早上好！”每个人都恭敬地向他致以问候。
他或点头微笑或报以同样的问候。在兰利大楼内人们一律把中央情报局总部称为“公司”，把局长称为“老板”。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艾伦·杜勒斯定下的规矩。特纳不明白被称为“情报局之父”的杜勒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表示同下属的親密关系，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仅仅是一种个人兴趣。但不管怎么样，特纳对这种沿袭了几十年的称呼却很喜欢，他觉得自已被部下称为“老板”既親切，又很准确——他干的这一行就是天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
仅用了两分钟，特纳便从兰利大楼八层的局长办公室来到了五层的生物化验室。摆满各种器皿的屋内弥漫着一片浓烈的福尔马林葯水的气味。阿瑟·海因霍和妻子贝丝·多丽娜分别赤身躺在两架带回槽的瓷面解剖台上，由于及时进行了防腐处理，尸体保存的很好。但两个人的样子却截然不同：海因霍怒睁双目，舌尖外吐，极度扭曲的面孔显得恐惧而痛苦。在他的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红印，宽厚多毛的胸部布满被利器切割的伤口和被烟头烫灼的疤痕，十根手指也全被砸烂，血肉模糊，白骨外露，令人惨不忍睹。躺在一旁的多丽娅却仿佛熟睡了一般安详自然，金黄的卷发托映着一张嬌丽的面容。也许她刚刚从舞会上归来，也许她打扮好正要同丈夫外出，白皙的脸腮扑了一层淡淡的香粉，长长的睫毛遮盖着微闭的双眼，丰满的嘴chún被chún膏精心涂染得鲜红艳丽，格外性感，两只耳朵上仍坠着硕大的蓝宝石耳环。她身材很高，至少有五英尺半，体态略有些发胖，洁白的皮肤像绸缎般光滑耀眼。
矮胖的化验室主任维塔利·贝特姆正在对外交官妻子的尸体进行检查。他让两个裹着白大褂的年轻助手把多丽娅双腿高高架起，然后伏下身，将自己肥大的脑袋埋在雪白的大腿间，用手指掰开**仔细查看着。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扩张器和窥探镜，这蠢猪一定是个色情狂。
好一会，维塔利才直起身。
特纳用嘲讽的口吻问：“你看得那样细致，一定是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维塔利说：“是的，在多丽娅的*道里有明显的划痕。”
特纳冷冷一笑：“她生前至少被三个男人强姦过。”
“不，这是被细小的物体所擦伤的。”他把短粗的右手伸到中情局长面前，“就是它。”
特纳看见在他的掌心有一块米粒大的白色物体，他即刻认出这是一种防腐蜡丸的残骸。由此可以断定，海因霍在遇害前曾把密封好的情报塞进多丽娅的*道，这是中情局的特工们多年来惯用的一种传递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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