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马歇尔在1872年评论杰文斯的《理论》以后，在1876年的“论穆勒先生的价值理论”一文中有可能表述他自己的价值观点，但他在这篇文章中通篇未提“效用”一词，尽管两次提到杰文斯。我们可以推想他对效用论不置一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维护穆勒的价值论并反驳加尼斯的批评。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提及效用了。但下述事实毕竟是值得注意的：杰文斯的《理论》问世已经五年，马歇尔评论过它，肯定了解其要旨，现在却在价值问题上全心全意支持穆勒，而且对他根本不提效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
ⅱ
马歇尔的经济分析最早用到边际效用是在1879年，他在该年出版的两本书反映了杰文斯的某些影响，一本是与其妻合著的《工业经济学》，另一本是他个人写的《国内价值纯理论》。
在《国内价值纯理论》中，马歇尔是以介绍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开始研究价值问题的，后来才回到效用思想上。需求表在他那里担负着解释消费者租金的大部分任务。马歇尔最初讨论消费者租金时用的是“满足”而不是“效用”；而且是以煤价为例来衡量新增1吨煤所得的满足。马歇尔说：“一个人为获得任何满足刚好愿意支付而不愿放弃它的那个东西就是……衡量他的满足的‘经济尺度’”。在187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尺度问题对马歇尔来说还不可怕。为了得出个人消费者租金的完整的“经济尺度”，马歇尔（以煤为例）又加进了下述差别：某人为每新增1吨将会支付而不是放弃它的价格，同他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结论是“他所获得的全部消费者租金……是……22．5镑”。
在分析接近尾声时马歇尔才把杰文斯和效用引进他的研究，用的是一句揷入语：“我们可以经由另一途径说明同一事情”。马歇尔的确是这样做的，他简单地重申了早已提出的论据，只是用“效用”一词代替了“满足”，与此同时两次提到杰文斯。简而言之，马歇尔把个人需求曲线解释为个人效用曲线，从个人需求曲线轴线读来的同一些数目字，被用来解释该人效用曲线的数量。
马歇尔显然得出结论，妨碍我们制定个人效用表的惟一因素是“我们不可能估价个人在一定价格下将会购买的数量……”这个困难并不大，但它显然是促使马歇尔从考察个人需求曲线跳到考察集体需求曲线的原因。马歇尔说“交易统计材料一般来说能使我们得出某种商品对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而且“我们用这种方式可以发现使用中的商品对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价值的经济尺度。”他承认这里有新的困难，即他的混合的使用价值曲线只能粗略地衡量人的满足，因为这种衡量包含下述假定：“一先令对一个人所值的快乐……（等于）……一先令对其他任何人所值的快乐。”马歇尔知道这个假定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富人对一先令所估价的满足，同一个穷人愿为之支付一先令的满足是不宜加以比较的”。对于用需求曲线来决定一个集体的消费者租金，马歇尔还加了另一个限制，因为需求曲线实际上只是在非常接近现行市价时才能被了解。这样，市场需求曲线只能用来估价总效用的变化，而不是估价总效用本身。不过这些限制没有阻止马歇尔继续使用消费者租金概念。事实上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主要是研究各种赋税对作了如此限定的消费者租金的影响，并且以他所熟知的情形告终，即“政府”能通过征税增加产业成本，通过补贴降低企业成本，以增进“公共财富”。
ⅲ
马歇尔《工业经济学》对边际效用的陈述，比《国内价值纯理论》的陈述更简略，这是可以理解的，后者是为专业经济学家写的，而前者的对象是广大的非专业读者。但两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运用基本相同。马歇尔像过去一样仍以价格测定效用，只是例证有所改变：他用法兰绒代替了煤炭。马歇尔说：“用杰文斯先生的巧妙措辞来说，一码法兰绒对他（消费者）的1最后效用是用一先令来测定的”。他毫不犹豫地说：“六便士的最后效用对穷人要比对富人来得大”，这说明能够进行个人之间的比较。马歇尔这次显然对“最后效用”一词表示满意，称之为“巧妙的措辞”。后来他又未加解释地转而反对采用它，代之以“边际效用”。
实际上，读一遍《工业经济学》即可看出，马歇尔早在1879年前后还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的价值论。虽然他是联系价值来运用效用思想的，但这是次要和偶然的。边际效用部分地解释需求，需求部分地决定价值。他在序言中表示希望“沿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路线，制定一种价值论，工资论和利润论，它们将包含当代经济学家们劳动的主要成果。杰文斯显然被看作是为数不多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这本书更多地接近于穆勒的路线。从马歇尔对杰文斯理论（决定价值的是效用而不是生产成本）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把杰文斯摆在什么地位。他既不支持李嘉图，也不支持杰文斯，而是试图把他们的理论加以折中。他说：“有人（如李嘉图）认为决定价值的只是生产成本。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另有一些人仅仅把效用作为价值的基础。这也是不正确的。效用是价值的一个条件；而且在商品供应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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