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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1890年为止的时期中，除了马歇尔以外，f．y．埃杰沃思像英国的其他人一样，也很好地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将这一思想用于同哲学和心理学有关的课题比用于同经济学有关的课题要多。因此，经济思想史家难得把他的名字同边际效用学说的发展联系起来。对他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是这样，他的讣告也是这样。
埃杰沃思在都柏林度过四年之后，于1867年来到牛津，1873年获得学士学位。此时正值经济学的“现代时期”开端之际，但他没有对经济学表现出兴趣，此后许多年也是如此。他的主要兴趣在法律上。1873年后他从牛津来到伦敦，全身心地投入法律研究，内殿法学协会（innertemple）要他1877年到法庭任职。不过法律还不是他的惟一的或永久的兴趣，他也从未实践过。1873－1877年间他读法学时，还忙于他的第一爱好——哲学，而且写了关于哲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一页短评：“麦休·阿诺德先生论毕晓普·巴特勒的自爱心学说”，刊登在《精神》杂志上，这是一本可敬佩的哲学和心理学杂志，第一期于同年早些时候出版。该杂志后来的一篇文章（作者阿尔弗雷德·巴雷特，他对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的若干部分提出了批评）直接促使埃杰沃思动手写了他一生所写三本小书中的第一本。
这本书名为《伦理学的新旧方法，或“物理心理学”和“伦理学方法”》，内容完全是讨论西季威克和巴雷特之间的争论。正好在埃杰沃思来牛津白利尔学院之前的那些年，巴雷特在该学院的出现引起了埃杰沃思对这场讨论的注意。在指出了这两位作者的主要分歧之后，埃杰沃思主要考察了讨论享乐主义的部分，讨论是围绕快乐和痛苦的测量问题进行的。在《精神》杂志著文的这位评论者在谈及埃杰沃思的《伦理学的新旧方法》的第二部分时指出，作者“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出发”（尽管对据说暗含的严格的功利主义思想感到不满），完全依据菲希纳和汪茨等人对心理学概念所作的最新解释，还运用了适用于这个问题的计算各变量的公式，得出了有关最佳（最有利）分配外部享乐资料的一系列结论。”
埃杰沃思的书包含着（或触及到）许多人所想象的经济问题，享乐主义总是要包括这一类经济问题的。不过，享乐主义的分析结果通常（特别在埃杰沃思的场合）并不同经济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至少埃杰沃思没有再得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同一问题上已经得出的许多结论。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分析价格与交换现象，这样，他的结果就不会包含交换或价格同‘幸福’的关系，像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尽管他的分析限于非价格现象，他还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扩展了他的分析，由于他许可进行个人之间比较效用，从而扩展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一直回避的领域。
埃杰沃思的基本结论更多地来自他所许可的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而不是更多来自其他的论据。他的结论是：“（1）在进化次序如此接近的种族和社会中（如雅利安人）中，平均分配是规律……（2）人口应受限制……（3）［人口的〕质量……应当尽可能地高……［但是〕……无限制地改进人口质量将不再是希求的事……〔假如它〕……只有通过减少人口才可能实现的话……”
埃杰沃思的情形很明显地表明了“享乐主义”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关系。埃杰沃思研究的问题在开始时同杰文斯是一样的，但他在第一次攻击结束时未曾到达杰文斯那样的地位。西季威克拥有埃杰沃思和杰文斯使用过的全部工具，还有经济学讲席，但他的结局不与此二人同归。甚至边沁也不曾从他已提出的各种分析要素中提炼出边际经济学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不得不阅读和消化边沁的著作，然后再把它引进经济学。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在把享乐主义变成边际效用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必须给它增加一些东西，同时又从中去掉一些东西。杰文斯和戈森可以实现这种转变；西季威克决无可能；埃杰沃思在1877年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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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有三股不同的思潮包含关于个人对其满足的反应的解释，它们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心理学的新分支心理物理学。这三种思潮可以都来自某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但它们在表面上是各不相同的思想运动。知其一者难得知其二三。但埃杰沃思却从一开始就钻研了其中的两者。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他在享乐主义哲学方面援引边沁、西季威克和巴雷特；在心理物理学方面援引韦伯和费希纳。这时他对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还毫无所知。
经济思想史著作时常提到享乐主义，但却完全忽视心理物理学，只有汉尼对它作过简要评论。斯蒂格勒的论文“效用理论的发展（1）”对边际效用和心理物理学的关系作了最长的探讨（两页）。在边际效用的早期著作中，只有埃杰沃思对它给予很多的注意，至少在他肯定地转向经济学之前是这样。
心理物理学发端于韦伯18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尽管“心理物理学”这个名词很久之后才通用。韦伯的实验在数理心理学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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