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一道喝酒
一起听流浪者为我们唱他写的新歌
我们写诗 眼红肿着
谈我们肝肠寸断的祖国
为一位热爱的俄国诗人或阿根廷盲者
整晚谈论图书馆失窃的可能
我们聊彼此欣赏的女孩
从那些眼神里猜谁的希望大
然后我等各奔东西
然后每早八点准时上班 经受蹂躏
然后我等各自娶亲
盘算本地楼价
每月花销的最低可能
多年之后
我读到他寄来的早年诗作和信
说现在 已很少再写
我当时真愤怒呵
这就是
他妈的人们所说的“大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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