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曾经离家出走，这是她的弱点，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她的律师便竭力为她辩护，甚至想把这一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她作出离家出走的决定，恰恰表明是被告逼得她走投无路，陷于万分苦恼的处境。
“你是否能向法庭说明你是否喜欢打网球？”
“喜欢的。”
“你以前的丈夫，对于你喜欢打网球有什么反匝？”
“他讨厌我打网球。他当着别人面说网球把他妻子夺走了，使他成了鳏夫。”
——她不但在感情上与外界隔绝，而且还得承担照看孩子的重担。
“你爱你的孩子吗？”
“很爱。”
“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你是怎么喂他的？”
“我是亲自喂奶，这样母子可以更亲近。”
——打起官司来，双方都不会放过任何有利于自己的因素“
“尽管你爱孩子．你还是决定离开他？”
“我左右为难，走投无路。我的丈夫要能体谅我，让我有自己的爱好，我就不至于这么绝望了。”
“这话只对了一部分。”特德轻轻地对他的律师说，“她并不是非出走不可。”尚赛点了点头。这些事他是司空见惯的。“我还向她建议我们去找人谈谈。”“别说了。”律师把手放在特德的手臂上，表示要他放心。
“这些事都纠缠在一起了：婚姻、丈夫、压力、孩子。这些事在我心目中都合而为一了，因为它们确实都是一回事。我的丈夫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
“你接下来采取了什么步骤？”
“我采取了我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步骤。既然这些事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回事，我就没法把一个需要修理的整体拆开来，剔除坏了的零件。我只能设法使自己摆脱整体，完全摆脱它。所以我就出走了，以期自己的日子能过得好点。”
“你放弃了孩子。”
“不，我不是仅仅放弃孩子，我是放弃了婚姻、丈夫、苦恼以及孩子。我的丈夫把这许多东西都紧紧地扎成一捆，我只好把它全部撂下。”
“克莱默夫人，你是为什么在纽约定居的？”
“因为孩子在这里，他的父亲也在这里。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希望把他们父子拆开。”
格里森问她，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念孩子的。她声称是她出走后的早晨。
“你想他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还没有摆脱不幸的婚姻所引起的苦恼。”
“抗议。证人在表态。”
“抗议有效。”法官说。
“你有没有给丈夫打过电话，说明你想念孩子？”
“一年前的圣诞节，我给他打电话说过。”
格里森出示了乔安娜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的单据，以便记录在案，乔安娜并且陈述说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安排和孩子见面。
“你原来的丈夫对于你和孩子见面是怎么说的？”
“他对这事抱有敌意。起初，他说得考虑考虑再告诉我。后来他同意了，却问我是不是准备把孩子绑架走。”
“你有没有绑架孩子？”
“没有。我给他买了一个他要的玩具。”
他们出示了心理学家的调查报告。艾法莱兹大夫对双方都没有说不利的话。她把乔安娜描述为“自信的”，把她计划提供给孩子的生活环境描述为“符合孩子需要的”；律师据此证明乔安娜是合格的。接着，他们又详尽地介绍了上次母子重逢的情景，乔安娜叙述了孩子见到她多么高兴。
“孩子是这么说的吗？”格里森问道。
“是的。他说，‘妈妈．今天玩得真高兴极啦，一他们把比里的热情当成了证据。
最后，格里森问她：“你是否能告诉法庭，你为什么要求获得监护权？”
“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格里森先生我们初次见面时，你跟我说：一个母亲签字放弃了监护权，事后又重新申请并获得监护权是有先例可查的。我不是律师，我不知道这样做在法律上为什么是明智之举。可是我是一个母亲，我知道这样做在感情上是明智之举。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尽量跟他在一起。他才五岁，需要我在身边。我不是说他不需要他父亲。可是他更需要我，我是他母亲。”
格里森充分发挥了乔安娜的作用，同时出充分利用了听证会的时间。乔安娜的证词讲到四点半才结束。阿特金法官宣布休庭，明天继续举行。这时，一个端庄婉静、姿态动人的母亲为了母亲的权利所作的辩护，一夜都不会受到反驳。
“别着急，特德，”尚赛说道，“我们主要还是在你身上做文章，可是明天我们也要设法挖挖她的墙脚。”
原告的律师进行的盘问，基本上是预先安排好的一系列问题，以期达到律师和他的顾主一致同意的某些结论。格里森的作风圆滑，尚赛则和他形成对照，显得粗鲁而友好，具有长者的睿智。他向乔安娜的证词开刀，要她说明她避而不谈的两段时间：一是出走以后到圣诞节打电话之前这段时间；一是圣诞节跟孩子见面以后到最近回来这段时间。
“据你说。你出走以后很想孩子。你有没有给他写信或者送礼物？”
“没有，我……”
“有没有给他寄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