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认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必须了解，民主主义并不是依赖他人的主义，我们必须自觉身负使命，并且有义务去履行它。以这种观念做基础，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只顾伸张自己的权利，而忽视他人的权利，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为了让大家体会它的严重性，在此松下举出一些日常生活的实例，因为起初他对这些事也感到不可思议。在他远赴夏威夷时，朋友ａ君将他的经历告诉松下。
某人在ａ君门前的马路上丢了一块香蕉。不久，一位行人踩在香蕉皮上而摔了一跤，致使头部擦伤。于是这人便前往法院申告，要求ａ君赔偿医葯费。象这种例子，当然是被告败诉，所以ａ君必须偿付医葯费。
在一般日本人的观念里，这是相当荒谬的事情。可是，根据美国的法律，却完全是两回事。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将自己的房子前面清扫干净。邻居的孩子在栽有苹果树的庭院玩耍，如果被风吹落的苹果砸伤，屋主也要负担损害赔偿。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对摇摇慾坠的苹果置之不理，是不当的行为；因为苹果树的所有人有摘下苹果除去这种危险的责任。
为了避免来访客人发生事故，因此必须将室内室外清扫干净。在享有不被他人伤害的权利的同时，亦负有不让他人受伤的义务，这是美国人日常生活必须严格遵守的事情。松下问ａ君，你在美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难道不会感到拘束吗？ａ君回答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因为人家都是这样过的。即使是总统的庭院也适用这种法律，因为总统跟大家一样，所以我也必须遵守法律。”
当松下听了这段话后，方才体会到，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这种法律的严格性时，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生活；也只有习惯了这种严格性，真正的民主主义才可能出现。这点跟日本人所认为的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不依赖他人，彻底地伸张权利，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凡是跟自己有关的事物，都必须考虑到自己所应负的责任，并且尽可能地承担后果。松下举日本的物价问题为例，作了深切的反省。
有一年的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七至八，而且仍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令人非常担心。因为物价的平稳，是国家安定的保证，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政府必须全力以赴。另一方面，国民因为生活困苦，所以大声呼吁自己的权利，要求政府提出解决之道。可是，只是单方面地提出压制上涨物价的要求，不可能造成社会的安定。这些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动蕩不安的社会，是由于每个国民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有些自觉，再背负起责任，然后才能寻求对策。今日的日本，即是缺乏这种警觉性。不要期盼别人替我们拉下物价，因为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美国最大的工业是汽车工业。不仅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生产量也最庞大。美国的繁荣，可说是促使汽车工业达到颠峯的主因。
可是，最近却出现了一种超越汽车工业的事业，那就是开发宇宙。目前美国已对这种事业投入大量的金钱。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种事业只会消耗金钱，它跟汽车工业不同，不能马上为国民带来利益。或许将来很有用途，是开发人类远景的寄托，但是，目前只会消耗金钱，而且金额远超乎汽车工业之上。一九六五年，这笔予算总额已达到了一兆八千亿日元。除此之外，诸如支援海外的活动，一场越战即耗费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国防经费。
尽做赔本的生意，通货膨胀时物价难道不会上涨吗？然而美国平均每年物价只上涨了百分之一左右而已。这是什么原因呢？日本花费在研究宇宙和其它方面的经费也不在少数，可是与此相比，则微乎其微。况且日本生产力强劲，工业兴盛，所以物价不应该上涨。尽管如此，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发生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我们的活动失策，国民相互间的活动不合实际需要，所以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因此无论政府如何如何地压制，物价都会直线上升，所以物价上涨是每一个人所造成的。
假如政府、团体以及个人能够平衡各项活动，避免无谓的浪费，即使消费增加了，也不会感到物质缺乏。松下认为快速地创造繁荣，并不会促使物价上涨，反而能保持安稳。物价上涨之后，会造成政府、企业家、商店以及民间的困扰，工作难求，生活困苦。可是，民主主义并非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即可得到结论的东西，也不是针锋相对地主张各人的权利，做出无谓的洽商和交易，即可降低物价。因为国民相互间所做出的各种无谓的举动，只会促使物价节节上升而已。
所有的物价及经济，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因素所造成，是大家的心态问题。能够保持正确的心态，任何事情都可迎刃而解。
认为物价是种自然现象，一味地怨天尤人，这是种非常奇怪和可耻的态度。
不只是物价的问题，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都必须抱着这种态度，随时地考虑自己的责任和行动。这是大家今后必须做到的一点。
松下认为，如果众人深陷不幸之中，个人也不可能会有幸福的生活。
松下看过一本青少年犯罪的白皮书。根据人口比例，日本青少年的犯罪数，约为英国的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