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得到这笔钱？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就不能有点好运气，就不能有点欢乐？当我得知消息之后我憧憬着去做许多事情。简直妙不可言。”
“我丝毫也不怀疑，真的不怀疑。”
“我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憧憬呢？为什么就不能开心呢？我将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我做错什么啦？没有．告诉您，我什么也没做错，什么也没有。”
“我努力地向您解释过了。”富勒顿说。
“全都是谎言。您说我在撒谎。您说是我自己写的那份公文。我自己没有写。是她写的。谁也无法说不是的。”
“有人说起了很多事，”富勒顿先生说，“听着．别再辩解了，听我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写信时．常常让您代笔，并让您模仿她的笔迹，模仿得越像越好，有这回事吧？因为她觉得用打字机给親戚朋友写信十分不礼貌，这种老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如今谁也不在乎信是手写的还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卢埃林-斯迈思夫人不这样认为。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嗯，明白。她是常常让我这么做．她会说，奥尔加，这四封信你来回，照我跟你说的以及你速记下来的回吧．你用笔来写，字体写得跟我的越像越好．，她让我练习模仿她的字体，注意每一个字母她是如何下笔的……只要看上去差不多跟我写的—样就行了，她说，然后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让人知道我连信都写不了啦．你知道，患了风濕病，我的手腕越来越不灵便了，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愿用打字机写私人信件。”
“您完全可以用您平常的字体来写，”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末尾写上由秘书代笔，不就行了吗？”
“她不想让我这么做．她希望别人认为是她本人动笔写的。”
富勒顿先生心想，这肯定是实情，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一贯的作风。她深深厌恶提及自己上了年纪、今不如昔的事实，比如说以前会做的一些事现在做不了啦，走不了那么远或者爬山没以前快啦，手没有以前灵活(尤其是右手)等等．她希望能跟别人说：“我身体棒极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想干都能干成。”是的，奥尔加说的是实话。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别的-些因素，一开始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起草并签字的附加条款才没有受到怀疑．富勒顿先生回忆起来，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渐渐起了疑心，因为他和他年轻的合伙人都十分熟悉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字体。是年轻的科尔先开口的。
“我真没法相信附加条款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我听说她最近患了关节炎。看看这些她親笔写的东西吧，这是我从她的公文中挑出来的。这附加条款不太对头。”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大对头。他说要请专家鉴定．结果十分明确．各位专家都一致认为附加条款不是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要是奥尔加不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心想，要是满足于在附加条款一开始写上(如这份公文的开头一样)—“因为她无微不至关心我、对我体贴耐心，我留给她一”也只能这样开头，接下去说明给这位姑娘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但是把所有的親属全部撇开，特别是她的侄儿，以前近二十年中立的四份遗嘱中他一直是她的剩余财产继承人，把他也撇开，而把一切都留给外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能做得出来的。事实上，只要借口存在过分的压力就可能推翻这样一份文件．不行．这个急脾气的孩子太贪心了。也许卢埃林—斯迈思夫人说过要给她留点钱，因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因为她心地善良，因为她满足了老太太的一切要求而得到了老太太的宠爱。
由此奥尔加便憧憬着她会得到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钱。所有的钱，还有房子、首饰．-切的一切。贪心的姑娘．现在遭报应啦。
富勒顿先生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无法坚持住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有的立场，忍不住怜惜起她来，对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自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她就饱尝了艰辛，领略到了一个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的暴力，失去了双親，又失去了姐姐和哥哥，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时在恐惧中度过，这一切造成了她的个性。无疑自她出生之日就形成，然而从前都没有机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一种孩子气的贪婪之心。
“谁都跟我过不去，”奥尔加说，“谁都是．你们都与我作对。你们这么做不公平，仅仅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度，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真的觉得您没有多少可做的。”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好的机会在于讲明实情。”
“要是我按照你们希望的去讲，那纯粹是撒谎，不是真的。她写下的遗嘱。她在那儿写的。
别人签字时她让我出去了。”
“您知道吗？存在于您不利的证据。有人会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文件上面签字。她有好几种公文需要签字，签字前她一股不再浏览放在面前的究竟是哪一种。”
“那她连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
“親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大的指望在于您是初犯，而且您是外国人，您只是粗通英文。于是您也许会被从轻发落一或者还真能缓刑。”
“嗯，只不过说说而己．说的好听。我会被投入大牢永远不会放出来。”
“看，您又在胡说啦。”富勒顿先生说。
“我要是能逃走就好多了，要是我能逃走藏起来让谁也找不着的话。”
“一旦发了通缉令，在哪儿都能把您找到。”
“要是我跑得快就不至于．要是我马上离开，有人帮我的话就不会。我能逃走，逃离英国，乘船或者坐飞机都行．我可以找人伪造护照签证以及一切必须的证件．有人会帮我。我有一些朋友．有些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逃走．从此消失．我需要的就是这些。我可以戴假发，也可以拄着双拐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严肃地说．“我很同情您。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您。您不能指望逃走。您说起话来简直像个三岁孩子。”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了不少钱。”接着她又说，“您努力地想对我友好些．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全跟法律有关．但有人会帮我的．有个人会．我要逃到一个任何人也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富勒顿先生心想，没有人找到过她．他想知道—是的；他很想知道-她一直呆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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