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他（她）的慾望。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它的局限肯定是存在的，但它能够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并“雄霸了二千余年”，也足以证明它是有很强的现实生命力和美学意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详后）。至于张爱玲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在塑造她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同时我还发现，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更为具。
一、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周围危机四伏，充满不安。新婚妻子愫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罗杰很快便感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这时候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再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他所面临的任务大于他本身的能力，这无疑也是一种人类的弱点。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委琐、怪僻。聂传庆的肉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父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格，“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因此他憎恨父，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言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母，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聂传庆渴望着摆以父为代表的没落生活，但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不了他那变态心理的折磨。
二、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仍然坚持做下去。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他在《诗学》中以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例。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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