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

作者: 张爱玲5,054】字 目 录

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父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贞去勾引汉易先生,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放走了易先生,关键时刻救了易先生。就在当天,逃了命的易先生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并且统统枪毙。佳芝的悲剧的根源是她的虚荣心,是她的自恋的幻想,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她都需要一种“顾盼间光彩照人”的感觉,她之所以甘心牺牲自己去设美人计,有一半也是由于这种工作对她是漫神秘的诱惑;她的自恋的幻想甚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的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意相信他是爱她的,潜意识里甚至不能容忍他不爱她。再如张爱玲学生时代的小说《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

[续张爱玲小说人物形……上一小节]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在这里,悲剧行动就产生于她的嫉妒、恐惧的弱点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她深挚地爱着项羽,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如果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冷落、被遗弃。她对她的思索“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这时候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已经围攻上来,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膛。她躺在项羽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张爱玲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当代女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三、人慾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这一类人物形象是张爱玲无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深的恶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结尾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小说似乎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但仔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情慾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的抵挡不住异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慾的诱惑”,玫瑰、王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情慾的测度计”。对英的混血姑娘玫瑰,佟振保坐怀不乱,可是事后,“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后悔”;第一次见到王蕊,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佟振保把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集成一塞进裤袋里,“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正是情慾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而只能“又变了个好人”。

《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慾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慾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慾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慾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慾之火,结果当情慾变相地借金钱之慾显形时,她丧失了人。七巧是因为季泽的原因才嫁到姜家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多少个寂寞难熬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初衷,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无情的现实迫使七巧一点一点地失望下去,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但对于季泽,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忘记过,以致后来季泽来看望分出去的七巧,说出了那一确实有点儿感情的话语时,七巧惊得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可是毕竟此时的七巧已经不是当初为了爱嫁到姜家去的七巧了,她知道什么才能使她生存下去,她更加知道季泽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她暴怒,她发疯,她果断地拒绝了姜季泽。季泽走了,决绝的七巧却又“滴着眼泪”,“无论如何,她以前爱过他,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是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一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慾,而黄金慾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慾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中,她摆不了。

中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一句话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的悲剧人物形象。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不过这篇小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是另当别论了。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慾、以非理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她认为人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慾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民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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