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八十——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她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还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海外逝世，“张爱玲热”再度掀起，许多研究专著和传记陆续出版，张爱玲的书也由零星印刷渐次发展到比较的成系列。目前大陆还没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并不难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全集大陆版应该不会遥遥无期的罢。
然而一个极大的问题至今没有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张爱玲一直被一分为二，一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有限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对五十年代后的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虽然张氏根据她一九五○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长篇《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最近搬上了银幕，她一九五二年由沪迁港、定居美直至客死异乡的踪迹在一些传记中也屡有披露，但所有这些，与完整呈现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这主要是张氏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完成的两部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从中作梗。
在海外，胡适和夏志清最早对这两部书私下或公开作出评介，他们褒多于贬，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尽显了各自的偏见。如果说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一九八四年《收获》重登张氏旧作《金锁记》，柯灵先生作《遥寄张爱玲》，似乎是一种配合，对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不胜追怀之至，谈到《秧歌》与《赤地之恋》，则不假思索予以全盘否定，理由是“政治偏见”、“虚假”、“不真实”，连“作者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也成了抹煞其创作的依据。柯灵先生的观点隐隐已成定论，十多年过去了，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始终难以得到客观而公正的对待。
一九九五年冬，张爱玲逝世的消息传到内，陈子善先生特地将新发现的张爱玲学生时代一篇习作揭载于《文学报》，作为对这位旷代才女的纪念。这给我印象很深，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想完整地了解张爱玲其人其书、爱而慾其全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既如此，又有什么理由避而不谈她在五十年代创作的直接关系到后期文学活动的两部长篇呢？
至今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依据的基本上是她四十年代的作品，但张的创作并不止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她除了电影剧本和英文作品，光是用中文写作或起初用英文后又翻成中文的，举其大者就有《小艾》《十八春》（后改为《半生缘》）《，戒》《五四遗事》《怨女》《秧歌》和《赤地之恋》，长篇就有四部（四十年代两部长篇《连环套》和《创世纪》只开了个头，也并不出）。仅仅根据四十年代的作品对她作出定论，实在轻率得很。
复旦历史系廖梅博士一九九五年写过一篇短文《警惕张爱玲》（《探索与争鸣》），强调张的贵族出身和高雅气质，批评当下一些作家把自己的“中产阶级理想”投射到张爱玲身上，把张按当代生活趣味制成偶像而争相仿效。她呼吁警惕这样被曲解了的张爱玲，很有见地。
张所以被“中产阶级化”，首先因为现在正弥漫着一种多半有点不切实际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在历史上“追认前驱”，就找到了张爱玲（还有苏青）。张从八十年代初与钱钟书、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等一起先后被“再发现”以至于今，始终就被指认为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善于探索个人内心隐秘、察女生命感受、书写私人生活空间的那一路作家，被这样指认的张爱玲确实很容易和“新市民文学”乃至“小女人文学”有着鲜明的“家族相似”。
但《秧歌》《赤地之恋》之所以不被重视，张爱玲之所以被腰斩，被定位在四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上，被想当然地追认为当代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文学前驱，根源不在作家，也不在重新发现张爱玲的始作俑者如夏志清辈（夏氏《中现代小说史》盛赞张爱玲前期中短篇小说，对后期长篇特别是《秧歌》也给以很高的评价，他不会预见到张爱玲竟被“中产阶级化”吧），而是当代某种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在起作用（作家们只是由此受到暗示与鼓励）。这里面隐藏着某种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本身有待分析的问题，具说来，就是文学史反思过程中的矫枉过正。文学史反思最初的兴奋点，是重新评价被政治标准排斥在权威叙述之外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的意义有非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方面，但如果仅仅着眼于此，无视其他方面，那就只是用新的单一标准（非或反意识形态）取代旧的单一标准（迎合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去，自然各各不同，但对作品整艺术内含的片面选择，却如出一辙。因为反拨旧的政治决定论而滑入了新的政治决定论，把凡和政治疏远的作品都划进纯艺术领地，凡和政治接壤的作品都归入非艺术领地，比如，张氏四十年代小说与政治无关，就给以较高乃至极高的评价，而五十年代以后像《秧歌》《赤地之恋》之类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则统统视为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