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割舍的情怀。写同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鬼话”（female gothic ）。30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家族的诅咒、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的恐惧与慾望，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角，尤得张派真传。试看《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魂不散，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