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友人陈必智来信，说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了解王大化当年在重庆复旦中学任教时的情况。必智那时也是复旦中学的学生，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触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写一点什么。
在我读到的纪念大化的文章中，没有人谈到过他在复旦中学的那一段经历。可能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仅只有四五个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当时是该校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与他相当接近。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位“人民艺术家”生平中的这一段生活，也为了我们的情谊，我当然是应该写一点的。
只是过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记忆已比较模糊了。
但是，他当年的形象还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个子，瘦削、微黑、显得刚劲的脸，两眼很有神。初到校时，他留着长长的头发，不久后却剪成了平头。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衬衫——他当然还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件，因为当时我也仿做过一件。
他是１９３９年３月到重庆复旦中学来担任音乐教员的。他第一次上课就使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乐教员姓杨，年纪不大，音乐素养可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学们对他缺乏应有的尊敬，对音乐课不太感兴趣，课堂秩序总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讲台就将学生们“镇”住了。那是由于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是当时在重庆相当活跃的木刻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剧专毕业的，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得知他要来校的消息时，倾向进步的同学曾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他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潇洒的风度和在别的教员中少见的那种青春的生气——他原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只是二十出头一点。他教学的态度很富于[jī]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战歌曲。这一切就使他对学生们产生了吸引力。音乐课堂从此有一种热烈的气氛，激蕩着雄壮、热情的歌声。
他的寝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三屉桌，一把靠椅，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空蕩。那里成为一些男同学们爱去的地方。有几个同学，其中包括我，是校内一个歌咏队的主要成员，而主要的，我们是怀着对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他对我们很親切，很热情。我曾将我发表的一些习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时，复旦中学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廖临川，宣传委员是我。上级派来领导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不久将由另一位同志来接替对支部的领导工作。有一个晚上，大化约廖临川和我到他房中谈话，他说出了接头的暗号，我们才惊喜地知道，新来的领导同志就是他，立即扑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说上级考虑到他在学校任教，与我们接近比较方便，所以才将领导任务转交给了他。他要我们汇报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员的情况，学校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商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重庆复旦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它不像一般“国立”中学在政治上卡得那么紧。但校内情况也还不是那样简单。学校中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有几个军统特务学生（其中有一个叫但家瑞，后来在复旦大学曾经殴打洪深教授。顺便说一下，由于他有一次向学校当局打我的“小报告”，我曾让别的同学走开，关起教室门，揍了他一顿。这是轰动了学校的大事。可见我当时政治上的幼稚。这是我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一个原因）。训育主任张某是校内三青团的负责人，可能与中统有关系。不过，当时国共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同学们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重庆的，抗战热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们，可以通过群众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决定扩大原已建立的“复活歌咏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复活社”，再创建话剧团、口琴队，还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队，并定期出版墙报，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团体。另外还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通过这些活动，支部先后吸收了七、八个新党员，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活跃了校内（有时我们还到校外）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化親自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每个星期都定期进行活动。在校内演出过几次。他还为我们排演了一个话剧：冼群的《反正》，并饰演了其中一个伪军角色。另一位年轻老师季耿也参加了演出——我们过去也在校内演过话剧，但这是第一次师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内产生了轰动。而且，过去的话剧大都是由我担任导演，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而这次则经过了大化的严格的正规排练，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使以后的演出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记忆中，大化没有直接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主要是通过廖临川，有时也找到我，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势，并谈谈如何开展支部工作。他的态度当然比平时严肃，但也还很親切。
由于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同志关系，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友谊，我们的谈话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会见闻，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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