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親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親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文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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