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８６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１９３９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１９４２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灵，他们复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７０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８７页）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jī]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一股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夏，又回在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１９４７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冀汸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颇为英俊。我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親密的朋友和弟子，当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１９７９年的９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听说他被囚禁长达２０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道上作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１９７５年才释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１５元，现已加到２０多元。她自己在一家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２０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路翎见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