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友人寄来的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读到了在《诗人伍禾十五周年祭》的标题下刊登着的绀弩前几年写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诗，和贺苏、周敏新写的悼诗。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岁月如流，伍禾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年了。我早已应该写下我的悼念，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动笔。这些年来，如果要写哀悼的文字，那是不止两篇、三篇的。我都没有写。不是对于战友的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愿让自己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并不能得到心的安宁，每一念及他们，就感到愧疚和不安。特别是对于伍禾，以我们的友谊，不应该默无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样悲惨的情况下去世的，身后又是那样地寂寞。友人将关于伍禾的悼诗寄来，当是好意。我却从中感到了无言的责备：“难道你不应该写点什么吗？”是的，我应该写一点什么，虽然，只能是简短的……抗战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刚刚开始在报纸的副刊上投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伍禾的名字，他当时在武汉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人了。我没有机会结识他。抗战期间，他在桂林为一家文艺刊物编诗。我在重庆。他写信来约稿，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聂碧莲带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婴儿，在极其艰困、危险的情况下，到了重庆（他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逃难途中的情况），在一家从桂林迁来的出版社工作，名义上是经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他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一切事务：校对、跑印刷厂、发行……以至勤杂，他都必需担当起来。我当时住在重庆郊区，每当进城时，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楼上，而那里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满书、纸型和杂物的空隙中，有一张床和一张破旧的三斗桌。他热情地接待我，但难得安静地坐下来，往往是一面和我谈天，一面处理着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务。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极其认真，因而就异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没有时间写稿，靠一点微薄的工资负担一个家。有几个友人认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愤愤。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怨言。他说：“一切为了事业……”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将他们出的书给我看，赞扬着那些作品。我们交往密切起来是在武汉。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脱离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汉。我不久也回到了武汉。他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长江》。我则从葛琴手中接编大刚报的副刊《大江》。我们都住在武昌，经常见面，谈天、谈大局，也交换一些工作上的意见。有时，两人一道过江到汉口发稿。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国民党的省报。他是在“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膊上阵”。有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担当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笔编写。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親爱的友人，能发光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那样狭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条桌上，他的心和“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火，做烛光，做炬火，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的黄色文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些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喊……。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峯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是小小的工作，都应该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做副刊编辑工作的。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一丝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骆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他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江》受到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