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親切和温暖，回想起许多往事。１９４０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砣镇，已经疲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砣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有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快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的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话（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想……。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诗。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那里面的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队。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１９４０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汸、绿原、冯白鲁后来也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很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垦地》丛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是已有一定影响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親切、公正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者。这就使《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１９４３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