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我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郊外散步。
白天又落过微雨，道路泥泞。初冬了，树木躶露着干枯的身子，在风中颤抖。天色沉重而隂暗，田野是荒凉的。我是临时借住在一个友人家中的，因为一点事情，也因为这连绵的隂雨，心情有些悒郁，烦躁。黄昏时，雨住了，友人不在家，我不能忍耐独自守在窗前的寂寞，就邀了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一道走出屋子，在泥泞中——散步。
我手中提着一根与我的年龄和身份都不相称的手杖，高高地卷着褲脚。我的小同伴也高高地卷着褲脚。为了迁就她，我走得很慢，但她有时还是得加快步子跑几步，所以她的白而胖的小腿上很快就溅满了污泥。
她牵着我空着的那只手，不时仰起脸问我一些可笑的问题，或是讲述她的希望、苦恼和快乐。她习惯于将她的某些话悄悄地告诉我，因为，除了我，她就没有人可以告诉。她只有一个一岁的弟弟。同屋住的没有别的孩子。她的母親又整日忙着家务，从来没有听她的童话的闲暇。所以，我来了几天以后，她就和我很熟了，把我看作她的朋友，虽然也许我太大了一点。她讲说着什么的时候，灵巧地活动着小嘴，转动着黑而明亮的眼珠，而且用小手比着手势。她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呢，作为一个忠实的听众，我的态度也严肃。
现在她向我谈着她的学校。她是附近一个小学校里一年级的学生。
“那就算操场，你看，”她放开了牵住我的手，用两只小手比画着，“这么一点小院子，滑梯也没有，跷板也没有，哼！”她冷笑着，噘着小嘴。
那学校我去参观过，有着一般战时设立的学校的简陋。校长是本地一位科长的太太。如果我们要她在牌桌和学校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她一定是选择牌桌的，因为她花在牌桌上的时间远较花在学校的为多。但现在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且配合得恰好：她将学校所弄来的钱消耗在牌桌上。
“老师常常不来。鬼学校。”我的小同伴一生气，说话就更零乱。突然，她抬起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去？”她的眼睛和她的脸上亮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明年。”我说，
“几月？”
我知道不说出确定的月份她会不甘心的，于是，我说：“五月。”
“回去就好了，媽媽说的。”她跳了一下，为了躲避一个泥潭，但还是落进了一个较小的泥潭，溅了一脚泥水。她跺脚，骂那个泥潭：“鬼东西！”她继续说：“回去就好了，媽媽说老家的学校好，有滑梯，有秋千，有花园……明年五月，十二，一，二，……还有六个月就回去。哈！”
她回到哪里去呢？不错，她的老家是南京，但她是生长在这儿的，从来没有见过南京是什么样子。而她说“回去就好了”。我想笑，然而不敢，怕她生气。
“我告诉你……”她站住，严肃而又有些紧张地，“你说不说……”。
她的意思是要告诉我某一种秘密，而不要我转告别人。我向她保证，我不说。
“来呀！”依照习惯，我知道她是要我弯下腰。她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不要告诉媽媽，我攒了五百块钱。”“呵，那么多！”我做了惊诧和羡慕的表情。五百块钱是可以买五根油条的。
她因兴奋而说出了秘密，脸上泛着红色，快乐地笑着，又开始走动。
“媽媽给我的早点钱，我慢慢地省下来。好多天，我只吃一根油条……今天，我数了的，嘿，五百多！这么多！”她将小手伸进她衣服的右口袋，但迟疑着，又收回来。
“钱藏在哪里呢？”我问，虽然我已知道了它们藏在哪里。“在……在枕头下面。”她笑，偏着头望我。
“呵。”我点点头，“要藏好。放在枕头下面，不怕媽媽发现了吗？”
“哈！”她站住，大笑起来，用手在口袋里摸出一把折叠得很整齐的旧钞票，“她找不到，钱在这里。”她随即又懊悔于她的鲁莽，用激怒的、含泪的声音问我：“你会说吗，你？”我坚决地否认。
“你要是说了呢？”
我起了一个誓。
“对了。你好，你不说。我晓得你不会说的。”她又恢复了她的快乐。“我有这么多钱。回老家，我要买一盒颜料，不，我要买一个洋娃娃……五百块钱只怕不够，我还要再攒……”她沉醉在希望的幸福里。
“为什么不告诉媽媽呢？”我问。
“我怕……，问你，媽媽要是晓得了，还给不给我早点钱？”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又问，这次带着愤怒：“你不是说你不告诉吗？你不是说……”她突然停住了。
我顺着她的眼光望过去，一个比她更小的男孩——但比她稍大也说不定，这样的孩子是很难让人猜测出他们实际的年龄的——躺在一棵大树下的泥浆里。他穿着的只是一件破烂的单衣，身体蜷缩着，轻微地颤抖。
我的小同伴没有理我对她的答复，向那个小孩跑去。我也跟过去。
我们似乎惊动了他。他无力地睁开眼。那是一种怎样的眼睛呵：无神、冷漠、痛苦、惊恐……这一切绞缠在一起，他在勉强地看了我们一下后，眼又无力地闭上了。显然，他已接近死亡：比他活着更幸福的安息。
“他，你看，”我的小朋友惊恐，退后，贴住我的身子，“怎么弄的？”
这在我自然只是很平凡的景象，看到的太多了。我说：“一个小流浪儿，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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