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一位南斯拉夫诗人带着她来了，她笑着对我们说。
当时，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正在德里姆河边的诗歌宫前一个不太大的广场上举行开幕式。高台上的火炬已经点燃了，火焰在蓝色的夜空中飞腾着。大会的主持人在致词。他说的是马其顿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站在人群中，周围是来自各国的诗人们，还有很多斯特鲁卡的居民。我们是昨天才飞离北京，在斯可普里过了一夜，今天下午赶到这里的。我有着初次到异国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但由于语言的隔阂（我们只带了一位英语翻译），也感到了一点落寞，一点茫然。而这时候，她来了。她笑着说：“我是中国人！”是道地的北京话。她有着黑色的头发，披在嬌小的身上的是一件蓝底白花的中式缎袄（后来她还特地让我们看她穿着的中国布鞋，有一只上面已破了一个小[dòng]）。但是，在朦胧的夜色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外国姑娘的脸。大概是看到了我们困惑的神情，她又笑了。她说她是南斯拉夫人，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两年，还没有毕业，是放暑假回国的。她的家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斯科普里，听说有中国代表团参加诗会，特地赶来看看我们的。“我叫莉里娅娜。”
我感到分外的喜悦和親切，忽然想到了那句旧诗：“他乡通故知”。虽然这完全不贴切，她并不是我们的“故知”。但是，我们是在远离祖国两万里外遇到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姑娘，而且，她又是这样的热情。
我和我的三个同伴和她交谈了起来。她也显得喜悦、兴奋，完全没有初次相识（而且，我们究竟是不同国籍的人）的那种客套和矜持，立刻就成了我们的朋友。开幕式结束以后，我们一道走进诗歌宫参加诗会的第一次文学晚会。她很自然地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员，除了她回家的四天以外，陪伴着我们参加了一切活动，担当我们的翻译和联络员，一直到最后，和我们同机回国。因为，暑假已经结束，北京语言学院秋季开学了。
几天以后，她告诉我们，她原准备只看看我们，玩一两天就回家的。但是，“一和你们说话，我就喜欢你们了，真的，我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不走了。”
她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就是我们中间最小的小王，也比她大六岁。而我、流沙河、汪承栋，都是她父辈的人。我们对她很热情，很诚恳，这当是她喜欢我们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出之于她对中国的感情吧。她不是诗会的工作人员，在开诗会的那几天中，她不能在我们的饭店里住宿，而是借住在朋友家，深夜去，早晨来；也不能和我们一道吃饭，而是到外面的小餐馆去随便吃一点什么。有时无暇出去，就饿一顿。她的更大的牺牲，是她不能回家陪伴父母。在中国学习，她只能在暑假中回家一次。她是独生女，父母苦苦地盼望了一年，当然是希望她留在身边的，而她自己又何尝不依恋父母呢！但是，她却将一段宝贵的假日花在我们身上了，只是每天晚上和家里通一次长途电话。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陪伴我们、为我们工作，看作是她的义务。当我们有几次向她表示感激时，她说：“何必说这些，我也是中国人啦！”
像她喜欢我们那样，我们也很喜欢她，不，应该是更喜欢她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她，通过她的翻译，解决了我们许多交往上的困难，也由于她的性格：热情，坦率，朝气勃勃，是一个有头脑、有抱负的姑娘。我们平常大都是随随便便地交谈，有时彼此开开玩笑。但也有过两次严肃的谈话，谈到南斯拉夫在风暴和斗争中渡过的岁月和它的现实，谈到南斯拉夫青年们的思想和生活，谈到她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是我们提出问题，她回答。她的回答是坦率、诚恳的，而且是那样的激动，强烈地流露出感情。她还年轻，一直还没有走出学校的大门。然而，她的知识相当丰富，她的理解力敏锐，有时是深刻的，使我不能不带着惊异的眼光看她。她似乎已经成熟，就她的年龄说，是过于成熟了。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些只讲究化妆、衣着，只关心一己的幸福的姑娘们。但我为她过早地跨越过少女的单纯、美丽、带着梦幻色彩的心境而感到……怎么说呢，感到有点惋惜吧。她说，她理解我的意思，然而，她愿意如此。她谈到理想，谈到她自己的前途，她要为她的祖国、为这个世界、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己的力量——一只小鹰望着辽阔的天空在拍击着翅膀，她会飞得很高的，她会的。
她是有语言天才的。她是马其顿人，也会说塞尔维亚语（那和马其顿语很有差异）。在中学里学会了英语，能流利地会话。她在中国留学两年，*щ崃肆街钟镅浴ｖ泄八*得很不错，包括一些土话。她说她不欢喜抽中国烟：“太冲了。”她形容一个人的风度：“他很帅。”当我们称赞她美丽的时候，她说：“不要阿谀奉承我。”有一次，她笑着问小王：“你也得了‘气管炎’（妻管严）吧。”她在中国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墨西哥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她从他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大会原指定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南斯拉夫的女同志照料我们的，她出现后，就代替了那位女同志，经常陪伴着我们。但那些来自南美洲的诗人们，来自西班牙的诗人们，以及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们，也常常要请她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