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人进入老年后，是不大容易和新结识的人产生深厚的友谊的，何况是异邦人。但我对克拉特博士却有着一种親切的感情。
是他邀请我到联邦德国观光的。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到中国访问时，我才认识他。在这以前，我从我的在杜伊斯堡大学进修的儿子的口中，也从几个到过杜伊斯堡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口中，听到过一些他的情况，他们都很喜欢他。我和他虽是初见，而且需要通过翻译（我们有时也用英语对话。他的英语不错，而我的口语很差），却交谈得很愉快。不久就消失了那种生疏和矜持感。他是一个很容易親近的人。有一次，在餐桌上举杯祝酒时，他说：“我要邀请你到我们国家访问，并到我家作客。”我说：“谢谢。”我只当那是一句客气话，但他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了正式邀请信。他是认真的，并信守他的诺言。我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旬到达杜伊斯堡——他住在这座城市。这里靠近北方，冬季寒冷，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但这一年比较温暖，没有下过雪）。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难得有几个晴朗的日子，有阳光也往往是淡淡的，这不是适宜于旅游的季节。他邀请我这个时间来，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共度圣诞节——这是他们隆重和欢乐的节日，共度元旦；而且，他希望我参加他和他夫人的生日，那分别在这一段时期内。
我清晨八点半钟在杜塞尔多夫城下的飞机。他到机场接我，自己驾车送我去杜伊斯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在一条幽静的小街上的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前，他停下了车，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家。希望你喜欢它。”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
经过了一间小小的茶色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外间，才是大门。一位婦人打开门，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立即猜到，这是克拉特夫人。我原听说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但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壮，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这是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的毛衣。我一走进室内，一种愉悦的心情就产生了。我来不及细看，只是感到宽敞、幽雅，触眼所见，是油画、中国画、挂毯、鲜花、盆树、各种小摆设、各式的灯具，还有长列的高高的书架……当我表示赞赏时，克拉特有些得意地微笑了。他又引我走进与书房、餐厅毗连着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更多的鲜花和盆景。而更引我注意的是一把高大的中国式的黄油纸伞，那是揷在一个小圆桌的中心的。他让我在纸伞下、小桌边坐下。虽然天已大亮了，克拉特夫人为我送咖啡来时，点燃了桌上的两支红蜡烛。透过玻璃，我朝室外望去，一片在严寒中也还是保持着绿色的草坪，过去就是深蓝色的湖，湖上几支白色的天鹅，湖边几株只有秃秃的枝丫的高大的柳树……这种宁静、美丽的境界，在城市中是很难享有的。
克拉特告诉我，这间玻璃温室是三年前才建成的。他的住房原来是他工作的单位——一家炼铜厂的宿舍，后来他买了下来，自己设计并参予动手，加以扩建、修整，现在是有五间大房的舒适的住宅了。这是他勤劳的果实，并付出过自己的心血。所以，他对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在这里度过他幸福的晚年。
果然如他所说的，我欢喜他的家，当我将离开时，有了一种依恋的心情。那不仅是由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不久我就习以为常了；主要是由于他们夫婦对我的那种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到达的当天中午，他们就催促我在他家里为我的老伴打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平安到达，以免她担心。那是我已想到，但不好意思提出来的，因为那需要他们付出费用。我有些激动地拿起了电话筒，五分钟内就听到了老伴惊喜的声音……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饮食习惯和嗜好，发现我欢喜吃甜食，就经常为我做了各种点心、糖果。他们关心我的健康，问寒问暖。他们唯恐我感到拘束，常常与我親切地谈话，克拉特还不时地与我开开玩笑。克拉特细心地为我安排了每天的日程，自己开车送我到各地去参观，有时一天行程三四百公里，陪我到许多人家作客……在我住在那里的一个月间，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
克拉特这样地对待我，使我感动而又有些不安。但我知道，他对所认识的在杜伊斯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家也都非常热情。他们也常到他家做客。有的人回国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过生日时，就收到不少从我国奇去的祝贺卡。在杜伊斯堡市长接见我的会上，市长克灵斯表扬了他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所做出的努力，并赠送了他几件礼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很高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大门的后面，挂有一个赭色的小木牌，上面刻着童稚体的白色中文字：“克拉特博士”。他的餐厅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国展览馆：从杭州运去的红木餐桌和八把宽大的红木椅，四壁挂着几幅中国画，壁毯，长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工艺品，其中有两个一米高的景泰蓝花瓶。这些都是他三次来中国访问时搜集的。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常放给朋友们看，并加以讲解。他有一个大书橱，放满了有关中国的外文书籍，有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更多的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