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解放时，出了４００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峯、荃麟、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在武汉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新文学史料》杂志之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旧报，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８年的７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１９４６年的６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复员到南京，一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婦也在武汉。这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几年，荃麟在桂林编《文化杂志》，葛琴编《青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抗战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识到这一点，而反动派也肯定会注意他们。记不清是荻帆还是陈枫，在我回武汉后不久，陪我去看他们。他们住在积庆里一栋古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间房。房子不算太小，但摆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书桌、饭桌和一些杂物，就显得很拥挤。荃麟还是那样瘦弱，经常头晕，所以戴着健脑器，但谈锋依然很健。他向我们谈到时局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葛琴进进出出的忙着照料两个都不到五岁的小孩，还操持着家务活，也抽空过来坐下与我们谈她编辑《大江》的情况。看来她是很爱惜这个副刊，并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约我写稿。我当然允诺，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面对隂霾弥漫的现实，我是有相当多急于一吐的情感和愤懑的。
我先后交了两篇散文：《归来》和《战栗的城》。不久后，大约是在七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将《大江》转交给我编。她说家务较忙，实在难以兼顾，荃麟也在一旁鼓励我接下。我有点意外，也很犹豫，恐怕自己无力挑此重担。但想到这是他们经过考虑和商量才这样安排的，我不应该推辞，就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了。我先代她编了几期。后来，她带我到报社见了社长刘人熙，经他同意后，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两个月后，荃麟、葛琴夫婦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使用的办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间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到了１１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月），我辞去了《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恰好是《大江》１００期。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活在一起。演剧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１９４７年６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５·２０”学生运动后不久，由于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锛究保沤悠傅揭患宜搅⒅醒*教。当时《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迎我回去编《大江》。我同意了。这样，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大江》。一直到１９４８年的１０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同去雞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这样，我又将《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我在山上只呆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了我。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