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跟着而来的，是楚汉之际争夺国家统治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经过战乱的城市，也是人口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 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军吏卒无爵 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以上的，“先与田宅”，并给以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从军归农者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普通农民。这些农民由于获得了一份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是汉初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也事实上予以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那些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
三、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四、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六、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代替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的汉墓竹简中，有《二年律令》和《奏谳书》 。前者是吕后二年以前发布的汉初律令的部分内容，共有《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27种律和一种令。后者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其中有汉高祖时期郡县上报廷尉的16件疑难案例。这些资料使我们知道，汉初的法律大量继承了秦律的内容，但量罪处刑较秦法缓和，对东方王国地区的干预也较少。
以上这些措施，是农民战争后西汉王朝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汉高祖推行了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国家的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得到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汉初统治者的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 。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 。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 。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 ，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 ，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为40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但也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户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余钱” 。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取消过关用传的制度 ，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予爵位。输粟达600石者爵上造，达4000石者爵五大夫，达1.2万石者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入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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