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 。正是由于地方官“刻急细民”，畏惮“大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使豪强大家得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佃客。关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豪强宁成役使贫民至数千家之多 。边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记载，计田65亩，收租26石，每亩合租四斗 。内地的租额，当然更高。汉代不见佃客免徭赋的法令，佃客还要受徭赋之苦。
还有一些破产农民，迫于生计，为佣工糊口。秦末陈胜为人佣耕，起兵以后，故人为佣耕者都来军中谒见。汉代佣工种类，见于文献的除佣耕、仆役以外，还有采黄金珠玉、治河、筑陵、为酒家佣保 等等。武帝筦盐铁以前，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大抵尽收放流人民” 为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佣身份。筦盐铁后，盐铁生产除用官奴婢外，还用徭役劳动。由于道远作剧，农民无法“践更”，不得不出钱“取庸代” 。佣工月值，据《汉书·吴王濞传》注说是300钱 。官僚地主甚至凭借权力，雇工而不给佣值 。
在汉代社会里，雇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佣工还要受种种人身束缚。庸和奴的称谓有时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的低下 。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诏书里，有“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之语，可见在剥削压迫稍见缓和，或年景稍佳之时，流庸是可以返回乡里的。
西汉时期，商人势力蒸蒸日上。西汉继承秦代重本抑末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经商是剥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正如当时俗语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所以商人都用各种手段逃避限制，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晁错看到这种情况，向文帝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西汉前期，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蜀卓氏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在临邛，也以冶铁致富，“贾椎髻之民”。南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致富数千金，多和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铁冶起家，“贳贷行贾遍郡国”，时人有“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之语。山东刁间驱使奴隶，“逐鱼盐商贾之利”。洛阳师史专事贩运，“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宣曲任氏在楚汉之战时从事粮食囤积居奇致巨富。子钱家无盐氏在七国之乱时以千金贷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一岁获息十倍，富埒关中。许多贵族、官僚、大商人铸钱牟大利，邓通和吴王濞最有名，所铸的钱流通天下。汉武帝筦盐铁，实行平准均输，禁止私人和郡国铸钱，大商人多经营加工制造等大手工业，经营囤积和高利贷。
在西汉社会中，“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但仍须“用本守之”。这就是说，需要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才能守住产业。所以大商人无不规陂池，求田宅，“蹛财役贫”。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营商业，以图暴利。元帝时贡禹奏请“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 ，可见那时大官僚经营商业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他们还因其富厚，交往王侯，助长诸侯王的割据。因此国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终于导致汉武帝打击大商人的结果。
人数众多的小商人，有的列肆贩卖，有的负货求售，有的兼为小手工业者自制自销，有的以车僦载收取运费。他们多数由农民或城市贫民转化而来，同样受剥削压迫，同大商人大不相同。小商人无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国家的徭役征发，也往往首先轮到他们头上。秦汉的七科谪 ，有四科是谪发商人或他们的子孙。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数量颇大。
官奴婢的来源，一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属没官为奴；一为原来的私奴婢，通过国家向富人募取或作为罪犯财产没官等途径，转化为官奴婢；一为俘虏没官为奴。西、北边地诸苑养马的官奴婢有三万人。元帝时长安诸官奴婢游戏无事者，有十万人之多。官奴婢用于宫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养狗马禽兽，也用于官府手工业、挽河漕、筑城等劳作。
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他们有的是被迫自卖为奴，有的是被人掠卖为奴，有的是先卖为“赘子”，无力赎取而为奴 。官奴婢由统治者赏赐给私人，可转化为私奴婢。边境少数民族人民，有被统治者掠为奴婢者，例如来自西南夷中的“僰僮”。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陈平以奴婢赠陆贾，数达100。市场出卖奴婢，通常是与牛马同栏。也有被卖的奴婢在市场上被饰以绣衣丝履，以图高价。奴婢价格，一万二万不等。经营奴婢买卖的大商人，每出卖100个奴婢，获利20万。汉代有不许任意杀奴以及杀奴必须报官的法令，也有因违令杀奴被罚的事例 。但在通常情况下，主人对奴婢有“颛杀之威” ，奴婢生命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从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许多被驱使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季布为朱家奴，被用于田间劳动；张安世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作事” ；刁间的奴隶被驱迫运输商品。王褒所作《僮约》 ，列举了奴隶服劳役的项目，包括家内杂役、种田种园圃、放牧、做工、捕鱼、造船、修屋乃至经商等等。
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
卷四二。《僮约》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所列奴隶服役项目，当符合西汉社会实际情况。
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 ，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隶属于汉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王“支庶毕侯” ，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 。武帝以后，王国辖地都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而陆续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汉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汉朝初年，2000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送子弟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 。郎是皇帝的侍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可以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的一个重要阶梯。在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 ，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来，汉朝在各郡县推选“孝弟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无论选孝弟力田或举贤良等，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所以武帝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用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过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武帝时还有上书拜官的办法，如田千秋上书言事称旨，数月即由郎超升为丞相。
武帝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博士弟子共50名，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 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还有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县择人充当。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培养统治人民的官僚，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大官僚子嗣和大豪富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了。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这对于网罗人才，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西汉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没有大的改变。汉高祖以功臣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惠帝时曹参为丞相，无所事事，惠帝托参子曹密婉转进言，曹参竟向惠帝申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 的道理，而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礼意怠慢，申徒嘉严斥邓通，还对文帝说：“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皇帝与丞相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景帝时，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开始有所削弱。但是直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的矛盾还有表现。丞相田蚡骄横，“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因此，继续削弱丞相权力仍然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迫切问题。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封平津侯。公孙弘起自“布衣”，在朝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诺诺，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职“充位”而已。
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先后拔用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曾经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少府属官），更是出纳章奏，操持机柄。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这些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
武帝寝疾时，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武帝死后，霍光又领尚书事。自此以后，大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都成为掌握实权的“中朝”官，大将军领尚书事更是权倾内外，丞相虽还有很高的位望，但实际职权大大削弱了。
秦和汉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结合在一起。制度规定：男子在23—56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称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师为卫士，或在边郡为戍卒。此外，男子每年还要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或在本县，或在外地，叫做践更；不愿服役的可纳钱300（—说2000），使人代役，叫做过更。汉代兵徭制度由于资料错乱，还没有定说。
在地方，军事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领本地的正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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