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正卒的检阅，叫做都试。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
在京城，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甚大，南军卫士数目，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即位，减为万人。南北军以外，还有侍从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领。
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都城内外，都无重兵。这样的军制，自然不能适应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长从”的而不是“番上”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起强干弱枝的作用，才能加强国家的镇压职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七校尉，常驻京师。七校尉兵都统于原有的中垒校尉，所以又合称八校尉。八校尉中每校兵力约为数百人至千余人。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设期门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设羽林军。期门约为千人，羽林700人，选三辅以及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当，归郎中令掌管，以备宿卫。《汉书·地理志》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可见期门、羽林在全国军事系统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加以军事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加强宿卫力量。
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相继建立后，京师才有长从募士。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发胡骑、越骑以及期门、羽林孤儿出击羌人，可见这支长从募士已经用于边境的战争了。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国曹参奏请派御史监三辅，部分地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时置时省。文帝还常常派特使巡行。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13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 。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兵，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刺史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刺史除了“断治冤狱”以外，并不直接处理地方其他行政事务。所以刺史的设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维” 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监郡制度周密。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百姓，也破坏国家法度。济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汉前期的豪强大族。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人以游侠著名。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朱家、剧孟、郭解都是汉初的著名游侠。有些游侠“作奸剽攻”，“睚眦杀人”，称霸一方；还有一些游侠，则被司马迁目为“盗跖居民间者” 。游侠豪强同官府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某种矛盾。
为了打击游侠豪强，出现了酷吏。景帝时，郅都为济南守，“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 。宁成为中尉，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郅都、宁成是西汉最早的酷吏，他们的活动，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豪强的先声。
汉武帝除了“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 以外，还大批地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杜周为廷尉，“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周阳由为郡守，“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张汤、杜周、周阳由这样的内外官吏，当时比比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对于抑压豪强的猖獗气焰，提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
但是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回乡，“役使贫民数千家”，酷吏义纵少年时“攻剽为群盗”，这些人自身就是豪强或游侠。所以他们治郡的时候，也往往以“豪敢”为爪牙，对人民为非作歹。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在诛锄豪强的同时，酷吏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经过他们条定以后，律令增加到359章，大辟之罪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死罪判例）13472事。刑法的条定，虽然与诛锄豪强的需要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镇压百姓。由于刑法繁密驳杂，郡国治狱时无法运用，常有罪同而论异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罗织成狱，“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可见用酷吏和刑法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社会矛盾。
汉武帝连续发动了许多次对边境各族的战争，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亦都用尽。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财货。元狩中，他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政权，推行统一货币的措施，建立筦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企图扩大财政收入，抑制商人的活动，稳定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
汉初以来，高祖所铸荚钱和文帝所铸四铢钱，质量都很低劣。文帝允许私铸，诸王、达官、豪商大量铸钱牟利，因此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同，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武帝颁行三铢钱，禁止私铸，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但是盗铸之风不减，“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武帝又改行赤仄钱，仍然不能稳定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 ，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名为三官钱。他还责成各郡国把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这次禁令很严格，新币质量又高，盗铸无利可图，所以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货币的统一，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不可能的；而货币统一以后，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获得一种经济上的保证。
筦盐的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筦铁的办法，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西汉盐官有遍及28郡国的35处，铁官有遍及40郡国的48处。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诸侯王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的盐铁商人充任。
均输法是由大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再在卖处收购其他物品，易地出卖，这样辗转交换，最后把关中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 的不合理现象，使大农诸官得以“尽笼天下之货物”，因而也充实了府库。
平准法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使大农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许多货物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也使物价不致暴涨暴落。同时，一部分商业利润归于国家，供给汉武帝巡狩、赏赐的挥霍和军事费用，因而“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西汉以来，不但豪强大家从煮盐、冶铁、铸钱中获取大利，而且一些企图进行政治割据的人，也常常在深山穷泽中或海边上，聚众千百人从事盐铁铸钱，以积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景帝时吴王濞发动叛乱，就是得力于此。所以桑弘羊在论证筦盐铁和实行平准、均输的必要性时说：“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又说：“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可见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还起着控制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政治作用。
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也直接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例如官盐价昂味苦，农具质劣而不适用等等。以后一部分贤良、文学反对筦盐铁和平准、均输制度，即以此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制度也难于长期有效地实行下去。
除了统一货币、筦盐铁、实行平准、均输制度以外，汉武帝还采取了直接剥夺大商贾的措施，这就是算缗和告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2000钱纳税一算，即120钱；“诸作有租及铸”，每4000钱一算。轺车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许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没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给告发人。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案件。在这次告缗中，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算缗告缗以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得到充实，商人们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也起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
汉武帝一方面对大商人采取限制、打击乃至剥夺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许一部分商人充当盐铁官，为政府服务。西汉统治者与大商人的矛盾缓和了。
西汉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王朝（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对各族的战争，有的属于防御性质，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坏。但是从总的后果看来，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许多民族地区正式进入中国的版图，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各民族。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汉初以来，南方的越人在经济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今江西余干县）界中，积食粮” ，这是东瓯、闽越人农业有所发展的表现。南越经济的发展，比东瓯、闽越还要明显。南越“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早已吸引了许多北方的商贾。除了吕后统治时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维持着关市贸易，铁农具和耕畜通过关市，源源不断地输入南越，促进了南越的农业生产。南越和西南地区也有经济联系。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援于汉。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援兵未达，闽越已退走。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请求内徙，汉王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向汉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军数路攻入东越。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封越繇王和其他贵族为列侯，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与汉人来往较少。
汉朝和南越的关系，较为复杂。建元三年，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边邑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