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浩特附近的长城沿线，还设置了许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边塞的烽燧系统完全建立起来了，“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吏卒众多。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戍守张掖居延的汉军修障塞，开屯田，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延续至东汉时。戍军遗存的简牍文书，迄今发现者达三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今甘肃、新疆许多地点以及内地各省也有大量汉简出土。这些都是研究汉史的珍贵资料。
匈奴人向西远徙以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近年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正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被称作西域 。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楼兰（鄯善）以西，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焉耆、尉犁、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们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达到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
在盆地以西，葱岭以南，还有蒲犁、难兜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东部的天山缺口，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徙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河西地区的乌孙人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12万户，63万口，“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这些国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榨取西域的财富。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非常暴虐，西域东北的蒲类，本来是一个大国，其王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徙其民6000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贫羸的蒲类人逃亡山谷间，才保存了蒲类的国号。匈奴对西域其他国家的生杀予夺，于此可见一斑。
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蔡。
与西域相邻的中亚诸国中，大宛户6万，口30万，有城郭屋室，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大宛西南是从河西迁来的大月氏。大月氏地处妫水（今阿姆河）以北，营游牧生活。原住妫水南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商贾车船行傍国”。在大宛以西，安息以北，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余年，终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那时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迁到中亚，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 。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而还。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各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 ，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张骞东归后，武帝即开始了广求西域道路的活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国（今印度），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年，汉军击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今罗布泊）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此行率将士300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这些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
那时候，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中，西域东端的楼兰和姑师，受匈奴控制更加严密。汉使往还时，沿途需索饮水食物，也使楼兰、姑师等国应接不暇。所以楼兰、姑师人在匈奴的策动下，常常劫掠汉使，遮断道路。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将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细君死，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细君与解忧先后在乌孙多所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击大宛，无功而还。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军获得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此后，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数百，进行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
以后，汉在车师一带还屡次与匈奴发生战争。宣帝时匈奴分裂，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归汉，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乃在西域设立都护，都护治乌垒城，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 。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并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消失，汉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包括井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时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羌人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羌人有火葬习俗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羌人原来以射猎为事，至爰剑时始营田畜牧。以后羌人人口逐渐增殖，分为很多部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
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豪，镇压羌人，羌人遂围攻金城郡。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屯田湟中，相机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此后一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徙汉人入居其中。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汉朝时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结发为椎，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儶、昆明等族人民编发，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君长。氐和冉 有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楚将庄 领兵溯沅水西上略地。庄 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所夺，庄 归路被截断，留滇为王，全军变服从滇俗。以后秦朝的势力达到西南夷中，在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开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设置官吏。
西汉初年，西南地区与巴蜀等地维持着交换关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焚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中，有的还经由夜郎浮胖柯江转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江抄袭南越的建议。武帝派唐蒙领千人，携带缯帛食物，到夜郎进行活动。稍后，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僰道（在今四川宜宾）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筰、冉 ，在那里设置都尉和十余县，但不久就罢省了。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据这一情况，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从那里通向西域。经过这些活动，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拦，寻求身毒道路的目的则始终没有达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第二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 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
云南晋宁石寨山陆续发掘出的几十座滇人贵族墓葬中，除滇王金印以外，还有战国末至东汉初的大量古滇国遗物出土。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西汉中晚期的滇国器物，与贵州、广西出土的西汉器物相似，在种类与形制上部分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了西汉末至东汉初年，滇国遗物中纯汉式器物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汉式器物多数来自中原，有的则可能是本地的仿制品。
大量滇国青铜农具的出土，说明农业在滇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滇国器物上的图像，表明滇人牧养牛、马、猪、羊、犬，猎取鹿、虎、野猪，畜牧和狩猎经济都相当发达。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铜器相当精美。铁制品数量不多，有些铁器实际上是铜铁合体。《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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